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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的受难故事，记下一个又一个死亡者的名字。这些调查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体弱多病。八十二岁的调查员王仲喜分管着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当他完成他的调查，将登记表交出时，老人说：“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现在他因高血压、心脏病，再也不能去调查了。
何必会接下了义乌的一枝笔，再也不能摆脱了，沉重的现实让他越陷越深。于是他介入了调查，看到了烂脚病，看到了现实的人间地狱。这枝笔现在在他的手上，他辞了记者工作，细菌战诉讼团的秘书，所有的文书、所有的新闻稿都由他来写。他由初听细菌战、烂脚病的恍若隔世，觉得那是一件很远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触动，生活全部被改变。
“你只要做这件事，生活就会被改变，就要奉献。”今年四十岁的何必会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挣着大钱的义乌，显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开的一个小饭馆卖新疆大盘鸡生活。这个小吃店完全成了细菌战原告们的“据点”，每一次到日本都在这里集中、吃饭、出发。“我只能把为家庭挣钱的事放在第二位。” 何必会说。
中日双方有着大量的需要翻译的东西。首先是中方向法庭提交的材料，必须翻译成日文。诉讼的法律文件不是一般人可以翻译的，它必须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并且懂日文的人进行翻译。这样的人在中国帮助王选做的，只有刘惠明律师和管建强教授，这些都是免费的劳动，他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挤出一块时间来做。王选一般是先找懂日文的大学生、研究生翻译，再让刘和管进行校正。就这样，还有大量的文书资料堆在王选的家里无法翻译。
“按要求，６月末，所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词，全部要翻译成日文提交法庭。”王选又开始写邮件向各位请求帮助。她这样安排：
需要翻译的有：
①一审判决书
②第二次起诉诉状
以上由刘惠明律师负责审稿修订。
③第一准备书面（第一次开庭的书面准备材料）
由管建强教授负责审稿修订。
第2、3、4、5准备书面已由浙江大学翻译完毕，还未审稿修订。
以上完成审稿修订的文件全部上网公开。
所有翻译费用全部由义乌社会集资承担。不知王培根是否已将最近的一笔翻译款子5000人民币汇入对方账号？请大力协助。
1997年，常德在陈玉芳主持下，希望成立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设想是不仅止于细菌战，而是把日军在常德的烧杀抢掳等暴行和常德会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向市委市政府打了报告，然后在常德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常德的宣传部长还同意当协会的首届名誉会长，并经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协会挂靠在常德市政协。
王选式的孤独（2）
12月10日是协会成立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民间组织了。130多与会者进入会场才发现不对，明明是成立大会，但挂标语却变成了筹备大会。原来，有关部门出面干预，要求调查协会解散，公章、登记证书等上交。11日，公安部门正式发出《常德市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自行解散》的要情通报。
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一直都是王选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个组织之下成立一个基金会，所有有意于搞清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汇拢起来，赞助那些有志于调查的人。
“哈里斯说，中国如果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但是中国不可能有第二个王选。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王选的出现纯粹是个人的、偶尔的、不可再造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说。
中国需要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而民间又没有一家NGO组织，不能设立民间基金，更没有一部《基金法》，想做慈善捐助的人得不到政策支持。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们有理想，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就算这样，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选一样，不计任何代价，完全奉献，并且还有经济能力奉献。”张连红说。
一些大学生经过培训参加到王选的行列中来，但所能参加的时间非常短，并且不是一种经常行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寒暑假进行。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研究生们，参与也只是在就读期间，他们和大学生一样都有就业压力。因此一个南京1644部队真相的调查项目，在执行的三年当中，换了很多人，每一个人在快要成为熟练的调查者时，都为前途与生计而去，最后留下的还是王选一个人。
于是，王选只能有一个。中国只能出现一个王选。
“很冷清的。”张连红描述王选身边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各地都很支持，但实际上做的很少，王选每次去推动都很难，王选到了那里，很热闹，很支持，但王选一走就散了，实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没人了。
然而，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乏的机制。“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值得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目前接受了一笔华侨的资金建立了基金，这个基金是面向社会的，只要有志于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经过申请和考核，就会得到资助。申请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老百姓出版一本自家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或者做一些更小的但有用的事，都可以申请。
口述细菌战历史已经进入倒计时，再过十年想做也不可能做了。人生不满百，那时候当年的亲历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真的要被翻过去，永远都搞不清了。
王选非常清楚目前中国的局面，她非常着急。“她走得太快太急了，看到别人不理解，她很急，很焦躁。一急反而让人疏远她，而她就越感孤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要求别人，你只能让他慢慢明白，然后成为同行者。如果你强求，人家只有远离你。”张连红以一个旁观者和相当熟悉王选的朋友身份这样评说王选。
王选的孤单是因为她睿智，是因为她清醒，是因为她对时局的判断。她永远急急地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她永远少有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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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术上的后援（1）
细菌战研究之薄弱成为细菌战诉讼的一大掣肘因素。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中国，对细菌战的了解只是零星的史料搜集，主要是各地文献档案馆、博物馆所编写的文史资料，细菌战受害地区的报刊或是各受害地区当时的防疫会议摘要、疫情通报和上级部门下达的电报令等，远远不能说明情况。就是这些原始资料，相当一部分还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公开的。到了90年代，出了一些研究专著，在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方面的搜集也有了大的起色。但就整体而言，与抗日战争史中其他课题研究相比，还相当薄弱。国家图书馆能够查阅的文献资料，也只有十余种。
而日本、美国的研究要比中国早且深入。但日本、美国对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资料（如部队配置；试验方案、数据；实施细菌战的原始记录等）未予公开又使历史真相迷雾重重。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
王选每次国外回来，总是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资料。她说她内心很苦，苦的是没有同行者。“其实，中国的学者是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经费去研究的。”王选说。而王选的花费都来自于自己，那是有限的。
王选的细菌战诉讼没有中国学界的后援，在历史方面、法律方面她都需要支持，但所能得到的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人，历史的真相需要她亲自去调查，没有人可以给她支援“更多的炮弹”。
并不是没有人想帮王选，但常常是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实际帮不上。细菌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搞清楚，它涉及到中国20多个省，这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去做，要组织这样的一支队伍就需要钱。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评价王选是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说王选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王选说她已经累到骨髓里去了。
王选已经不是少年，从四十多岁已经步入五十岁。一个人最黄金的时期已经到了尾声。“一个人的身体是有个极限的，王选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单枪匹马，面对的是日本政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政府，力量太悬殊了。”何必会说。
王选的孤单是中国民间力量的孤单，他们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发出声音需要更大的力气和勇气。
一个大学生给王选来信：
王选老师您好！
以前看你的信，在你所叙述的那妙趣横生的故事背后，第一个感觉是，你承受了别人都无法想象的艰辛，忍受着凄苦与精神的寂寞。而你的心地是慈善又美好的，你把那些艰难都用你美好的心过滤了一遍，苦的都过滤了，说出来的是有趣中带着丝丝甜味。但你绝不会向别人诉说你的艰辛，你品性如此．
说实话，自从张纯如死后，我一直担心你，不是担心其他，是担心你的心很累。每次看你精神很好，精力充沛，平常也从没听你说过苦啊什么的，差点以为你真的不累。现在听你说累到骨髓里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或许应该注意心里的健康，把心里的累说出来，释放出来，这样有利于你的健康！
张华星 23 May 2005 23：53：42
王选回信说：
举一件事为例，你也许会明白疲劳是哪里来的。
1998 年 9 月 ，我妈、弟弟、弟媳三人帮我把几乎彻夜完成的介绍原告团活动和诉讼的资料 80 份复印装订好，我就背着上飞机去长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为了给原告团和诉讼搞“营销”，所有的费用当然都是自己的，还缴了 100 美金会费。那时候 100 美金比现在多多了。为了履行民主程序，我把资料如数从旅馆全部传真给常德。
在那里第三次遇到哈里斯，前两次在美国。他告诉我：“吉林人民出版社说：‘《死亡工厂》中文本出版了，日本人就不来投资了。’所以书不能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谢尔顿·哈里斯的《死亡工厂》是一本全面揭露细菌战和美国日本联合掩盖细菌战的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日本也翻译了这本书。王选在日本找人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愿意来做的人很难找。后来徐兵最早承担了翻译工作，刘惠明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