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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样样都说到了，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灾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自以为“路线觉悟”高，正确的话反而听不进去，干部、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看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这需要有充足的勇气！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2）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听。想让人说真话，首先要听得进真话，听得着不同意见。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干部们：不要怕人讲闲话。有人当面不敢讲，背后讲几句闲话，你们又去追问为什么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这样就闭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们讲，同你们的亲戚讲一讲，不是也可以听到人家的意见吗？他讲得对，好嘛，接受。即使讲错了，也伤不着什么。如果背后也不敢讲，你们就什么意见也听不到了。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来同志在讨论书面报告时说过：当时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有些假话还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似乎这就是“紧跟”。否则，“右倾”的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无论怎样提倡“顶风”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说：“少数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才能顶住！要顶住瞎指挥等等歪风，最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如果不讲民主，仅仅提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犯颜直谏，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
实事求是，还要敢于承认事实，不能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去搜罗某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收集了一堆材料，费时不少，还是不能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该办的不该办的，或该办但尚无经验因而有缺点需要改进的。这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框框，无法正确分析问题，致使不能及时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例如：“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用这些框框来硬套，出了多大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这一个坏指头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导工作，怎能不出乱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张，各地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自己总结工作成绩与缺点，是二八开就是二八开，是三七开就是三七开，倒三七的地方也有，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倒是自我开脱责任，明明错了还要坚持。
少奇同志认为，切不可把好事办成坏事，决定重大政策尤其要慎重，要有充分根据。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做那些确实做不到的事情。既然不懂得，就要虚心一点儿，胆子不要那么大。不懂，又要装好汉，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要闯祸的。万一事情办坏了，就要认识错误，承担责任，总结经验，彻底改正。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坏事只能恶性发展，不可能自然地向好的方面转化。如，农村办食堂，最初是农忙时办，很受群众欢迎，继而常年办，多数群众就不那么高兴了，一下子又要求全面铺开，还要以食堂为中心成立洗衣、缝补、服务组等。有的地区还要求以农村食堂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全面组织人民生活，给食堂以无法承担的任务。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食堂又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变成了死框框，办不办食堂居然成为路线斗争的焦点。风越刮越大，危害也越来越大。其实，大锅大灶和小锅小灶怎么能决定社会性质呢？少奇从调查中发现，农村公共食堂搞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利于生活；加上干部多吃多占，更易激化同群众的矛盾，实在不应该再办。少奇这样说：要不要办农村公共食堂，双方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这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根本不该“大办”。在干部和群众经过认真讨论、解除思想顾虑之后，少奇毅然决定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并提出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时解决了房屋、山林、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等问题，因而农村生产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还有一些人惯用“错误难免”来回避矛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确实是不熟悉的。例如经济计划，按比例发展，还有技术问题，都不熟悉。工业、农业搞多少，钢铁搞多少，也不是很快就懂得。工作中出现失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少奇同志说，经过多年摸索，才弄懂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发展工业就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剩余粮食。有多少商品粮，相应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摸到“以农业为基础”这个规律，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许多损失又是可以避免的，错误也可及时纠正。用没有经验来解释犯错误的原因，实际就是推脱责任，缺乏实事求是之心。少奇同志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倒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一点儿经验，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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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3）
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原因，群众普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宁乡县炭子冲大队为例，15个生产队（屋场），190户，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欠债的将近五分之一。有45户的房子拆掉了，有10多户的房子公共占用了。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几乎绝种，山林也砍光了。各县、社以至生产大队还搞什么“十大建筑”，废弃良田开鱼塘、修公路……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任务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就顾不了政策。群众对基层干部特别有气，埋怨坏事尽是他们干的。基层干部也是一肚子火，有的收入少，回家挨老婆的骂，还提心吊胆地怕上边打棍子。因而，少奇同志说，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绝不能强迫命令，办客观条件所做不到的事。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绝不能脱离群众，如置群众的饥饱与生死于不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主张扎扎实实算一回损失账，算得大家疼一下，实际上也是给基层干部撑腰壮胆。然后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在同炭子冲农民谈话的时候，他还坦率地做了自我批评：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旱有点儿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也要负主要责任。县、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群众大会上，从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基层干部，都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报社记者也检查了报道失实的错误。那天，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真心诚意、深刻沉痛地向农民群众当面道歉，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吧？
少奇同志一贯认为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形式主义的大轰大嗡是违背群众的利益的，绝不是群众路线。所以，不能因为不搞大轰大嗡，群众路线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长里短，都想一吐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意见就能有的放矢。他对许多觉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评起来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但是，当他用道理说服一般人的时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经常见到他同基层干部谈话，完全是恳请的口气：“讲点儿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话说完好不好？”“这样办行不行？”要求干部敢于鼓励、支持群众讲真话，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当时，干部和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死亡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它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还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管了；并且认为“左”比右好，做事宁“左”勿右，不留余地。少奇同志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混我为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但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刚到炭子冲的时候，省里担心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初时不敢让他同群众接触，怕群众包围他要粮食。普遍反映：这里偷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见砍不见栽；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一句话，敌情严重。少奇同志却认为是庸人自扰。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儿饿，主要是想拿点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