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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在广州的行商和其他人。谨小慎微的清朝政府有一套法律，可以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所有交易——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定性为卖国罪；于是，可怕的“勒索引擎”应运而生，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对特许条件的解释，以及对一再颁布的特别章程的解释，通过法律的形式开辟一大块非正义的或者不公正的土壤。因此，虽然在中国的成文法中，有很多条款针对勒索和压迫，同时也规定对滥用权力要进行严厉谴责，但是，在广州，数不清的罪恶仍然昭彰。归根结底，支付“勒索金额”的是外国人；行商是真正的“奶牛”（即“摇钱树”），外贸则是“奶牛们”吃草的牧场。
通过地方政府的明确授权，某位最能干的行商已经让“公所”——即行商组织——享受了很多年的对外贸活动征收税费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筹钱贿赂官员。其他的每年都要征收的税费，被用于替拖欠外国人债务的行商个体偿债；不过，在债务偿清之后，这些税费仍在继续征收。要不是因为权力被滥用，广州的公平的外贸活动会比现在有利可图得多；如果权力滥用愈演愈烈，则将是死路一条。
如果贸易活动只有本国人参与，那么，这样一套体制绝不可能实施，否则，这个国家将呈现非常不同的景象。过分的富有会招致危险，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是“象因牙死”。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知足常乐”。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的芸芸众生可以十分安全地享受着他们辛勤耕耘的成果；要不然，他们不会如此勤劳。
第4节。罕见而反常的现象：百姓公然批评政府
罕见而反常的现象：百姓公然批评政府
还有一些在专制制度下非常罕见、奇怪而反常的现象。中国人有时会公然聚在一起，对地方官发表讲话或向地方官申诉，却不会受到惩罚。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他们还经常通过（当然是匿名）张贴文告和发表诗文的方式讽刺可恶的官员。
公正的地方官会被授予荣誉；在他离任时，百姓会对他发表感言，高度评价他的德行。休谟的政府理论没有涉及这些现象；他提到了英格兰的海员征召以及其他一些背离自由的例子，而上面提到的例子则是对专制的背离。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没有成文的报刊审查制度，也没有其他限制；但是，社会和平与秩序等方面的利益使它们似乎有必要存在。毫无疑问，在这些利益受到危害时，政府的传票甚至远不如英国总检察长签发的通知翔实。г米г花г书г库г ；http：//www。7mihua。com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知识与教育的传播渗透到了底层阶级，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普遍繁荣与和平。在这个帝国的无数个百万人口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读能写，水平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下层社会的识字率之高值得尊敬。在定期向百姓朗读的《圣谕广训》十六条中，第八条讲的是“讲法律以儆愚顽”；他们印制的《刑律》卖得很便宜。他们认为，如果百姓不懂法，即便对其进行惩处，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再者，如果百姓熟知法律上的禁忌，犯罪的可能性会更小。这似乎正是所谓的“预防性司法”，“根据理性、人道以及合理政策的一切原则，预防性司法在各个方面都优先于惩罚性司法。”
教育的普及是为了让百姓懂得畏惧，拥有希望。他们被灌输以律法知识，又被鼓励通过公开竞争去获取最高奖赏。
每一个中国人都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学；而他之所以如此，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因为他知道，在他自己人生中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因为儿子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也可能因为儿子的功绩而受到奖赏。在中国，父母亲的地位经常因为儿子的表现而得到提升。对于父亲会因为儿子的罪行而受到惩罚的司法实践，孟德斯鸠进行了强烈谴责，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父亲被赋予绝对权力的结果；既然他被赋予了绝对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不仅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得到奖赏；这取决于他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父亲的权力与责任，正是他重视教育的动机，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唯一的问题是，个人自由的牺牲程度与公共利益的收获程度是否相称。
他们十分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有许多关于教育的格言，比如，“花开堪折直须折”，“不入学堂，当官无望”，等等。所有州府都设有府学，富有的人家则聘有家庭教师。
第5节。脾气最好的民族
脾气最好的民族
至于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安静而守法的性格，孟德斯鸠的一段话对此进行了解释，即，政府在为其子民的言行立规矩时已考虑到了这一目标：“鼓励温文尔雅的气质，维护和平井然的秩序，消除一切源于暴戾性格的罪行。”就整体而言，他们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民族之一；要找到其中的主要原因，必须从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着手。
在《圣谕广训》十六条中，第二条是“笃宗族以昭雍穆”，第三条是“和乡党以息争讼”，第九条是“明礼让以厚风俗”，第十六条是“解雠忿以重身命”。在这些圣谕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胆怯特性的根源；与其胆怯特性相伴随的，是其狡猾与欺诈的品性。↖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和平状态中，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与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十分厌恶政治的无序。他们共有的信条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他们说：“坏人最喜欢乱世，以期浑水摸鱼；如果世道和平稳定，乱变不生，他们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简言之，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从他们的史书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忍耐力是亚洲专制政体仅有的资本。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有句名言：“弦紧则易断，民苦则易反。”还有一位皇帝对他的继任者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水，君为舟。”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变革，没有一次是为了改变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君主制政体，大多数只是为了推翻某位暴君的统治；而在国家四分五裂时，会有人揭竿而起，去角逐囊括四海的权力；如果这个人能对前朝合法君主保持一种排他性的尊敬，那么，他可能会由此得到一些有利条件。
真正的贵族
我们认为，罗杰斯在给他的某首诗做注解时写的一段话很有道理：“在古代，老年人与权力同义；而且，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老年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荣誉，就像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美德。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是在出身和财富可以决定地位和权力的地方，就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年轻而放荡的人总是凌驾于那些年老而可敬的人之上；在这些地方，老年人不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古代的许多民族的风俗则不同，老年人可以收获因高寿带来的好处。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因而有了晚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传统道德，可如今这项道德已经无以为继。（孟德斯鸠语）”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中国人保持着这种古老的风俗；但是，他们对老年人的尊敬，比不上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他们有一句格言：“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在中国，获得地位与尊敬的主要渠道就是钻研学问；无论学子的地位如何，通过钻研学问而赢得尊敬，至少比通过财富、穿着打扮以及出身等庸俗矫饰去赢得尊敬更加合法，更加有益。
无疑，财富必然会带来一些影响力，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原因在于，在这个国家，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政府官员——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贵族——的选择，几乎完全根据科举的结果，只有少数的例外。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得到了尽量好的治理。
一位在北京的法国记者这样写道：“在汉朝，文人们很受尊重，他们拥有使他们有别于平民的大量特权。无论在哪朝哪代，政治家们都牢牢地控制着文人阶层，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想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幸福、和平与繁荣。”
官宦贵族满足于他们稳固的地位与权力，并不追求外在排场；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假装崇尚简朴，以与百姓的习俗相一致。我们要承认，某些罪恶的存在源于财富的过剩；掌握在庸俗之人手中的那些过剩的财富，会成为他们追求声色享受的本钱。
不过，财富过剩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普遍。儿子们都从父亲那里分得一份遗产；有的甚至并不分割遗产，而是共同生活在一起，长子享有的继承权，似乎只是作为地产的受托管理人。他们跟我们不同，不会无节制地去积累财富；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有很多机会积累财富。我们必须重申，在广州的“河伯”与行商们拥有的财富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
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能世袭，其家族地位不会永恒不变。如果某个人想通过没完没了的转让的方式来转移财产，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休谟写道：“世袭贵族的缺位可以确保国内局势稳定，因为派系林立或发生叛乱时，他们不可能找到有权威的首脑。”这或许正是中国政府忌讳身世显赫的家族存续时间过长的原因。
满洲皇室家族的后人确实享有某种世袭身份，这种身份可以传五代，而且还享有佩戴黄色或红色腰带的特权；但是，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贵族，远非真正的贵族；再者，因为没有个人功勋为基础，他们并不受尊重。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大意是：“为学，田舍郎可登天子堂；不为，宰相儿跌入卖油坊。”
在中国，所有真正显贵的身份都取决于才学，而才学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检验。即便是最穷苦的百姓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也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比如卑贱的奴仆、优伶以及最底层的走卒。政府似乎认为，通过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他们并不都具有最纯良的品性——安置在政府部门，可以最有效地确保其政权的稳定。为了提升其常规军队的效能，满洲王朝的皇帝已经确立了一套军事考核体系，效仿科举取士制度，甄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6节。“三位一体”的皇帝
“三位一体”的皇帝
现在讲中国的政府机构，让我们从其最高首脑——皇帝——开始。皇帝拥有“天子”和“万岁”的头衔，他像神一样受到崇拜；整个国家都属于他。下面这段文字的作者，曾在北京见证过庆祝皇帝生日的景象；在中国，各大城市要以相同的方式同时为皇帝祝贺生日。
“第一天的日程是，通过庄严、神圣并且虔诚的礼仪向皇帝陛下宣誓效忠。王公贵族们、属国代表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