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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或杀人复仇、或打破某个城池，从来不会忘却挟金裹银。“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之后，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记把银酒器踩扁了拿走。宋江率领众兄弟破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一家，还把“家私金银”“收拾俱尽”，装了箱笼扛走。再如，邹渊答应与顾大嫂一起聚义劫牢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回登云山寨收拾金银。孙立等人杀入毛太公庄园之后，第一个举动也是“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不胜枚举。
江湖好汉之间的交往也多是靠金银财货，饮酒吃肉。宋江遇到武松、李逵等落魄的英雄时，都是周济金银，请吃请喝。儒家强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游民不是这样，他们相信利益驱动，而且是短浅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驱动。因此，游民的伦理道德中很少有“形而上”的东西。
不仅《水浒传》如此，《三国志平话》写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让他交纳几十万的金珠。后来，孟获心服之后又“献了十车金珠，折箭为誓”，才解决了这段纠纷。这个历史上民族斗争中的重大事件，竟作出这样轻率的解释，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实际上，它反映了游民对于金银财货的看法。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时多，衣食不愁时少。正是这些才刺激他们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夺取财物。对他们来说，获得是第一要义。他们敢于冲破社会通行的各种规范，把所有的游戏规则一扫而光。他们还把这一原则引入了###。例如，他们在反贪官时，以树立社会正义自居，可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是金钱开路，相信贿赂的力量。金钱几乎可以说是游民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转。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重人治、轻法治，存在着“人在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表现出政治操作中的非规范性的一面，而游民为了追逐眼前的实际利益，蔑视一切游戏规则，这样他们则把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规范的一面，推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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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5）
2游民的人格追求
①侠客——游民的人格楷模
不同的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向往的人格楷模与人格理想，至于以何为楷模与理想，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决定的。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对人格的设计是道德全能主义，具体的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楷模就是圣君贤相，杜甫的诗中就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工部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句子。这些道德崇高的贤臣——稷和契就是士大夫的楷模。
游民也有自己的楷模，这就是侠客。我在第三章谈游侠时指出，侠客的最初含义是指那些有众多追随者的豪杰。史书最早记录下的侠客，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都不是后世人们所熟悉的武侠。他们礼贤下士，轻财好施，成为孤单无依的游民所向往的人物。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其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宋江、柴进等也都是不以武艺闻名江湖，而是以善于交游、轻财好义、助人急难而为江湖好汉们所敬重。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指出，宋江等人：
啸聚山林，凭陵都郡邑，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
天都外臣的话不是完全可信的，“有侠客之风”是真实的；“无暴客之恶”则不符合实际。青州城外百姓的无妄之灾，李逵的江州滥杀，不都是“暴客之恶”？只是这些写得比较抽象，给读者留的印象不太深刻罢了。《水浒传》中“侠客之风”则写得十分生动，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任侠的故事，特别是梁山这个武装团体对贪官污吏的声讨，对弱小者的救助，都是流传极广，深入人心的。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虽然写的是帝王将相，但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都带着绿林豪气。特别是《平话》中刘、关、张、诸葛亮等主要人物，都不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的，这些形象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意识，着意渲染他们身上的侠气。像刘、关、张桃园结义，上山落草；刘备义薄云天，从者如云；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到金陵商议联合抗曹事，当庭“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这完全不像一个“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而像个绿林豪侠。作者还竭力描写他的能掐会算，使之更像一个为游民所崇拜的游方道士或算命先生。《三国志演义》虽然纠正了《平话》中的一些过于荒谬的情节，使其主要内容更接近历史，但是其中所蕴涵的侠气没有根本的改变。特别在刻划张飞的粗豪、关羽的义气方面，他们还是不像当时坐镇一方、指挥若定的大将，而像宋代的绿林侠客。《水浒传》、《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虽然题材不同，但其所歌颂的英雄人物都带有“侠风”，或者就是侠客。侠客是游民的人格楷模，而侠客特别关注人际关系，因而，对侠客的向慕也体现了游民关于人际关系的理想。
②两种侠客——义侠与豪侠
《水浒传》描写与歌颂了两种侠客——义侠与豪侠。豪侠也就是武侠，这类人物，只要读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是熟悉的。武侠专以济危扶困为生活目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书中武侠最为典型的是鲁智深，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职位与前途——渭州经略府的提辖，为救毫不相干的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郑屠户，结果官当不成了；后在五台山出家做了和尚，又为了救林冲，得罪了太尉高俅，这次是连和尚也做不成了。于是，上山落草为寇，向更大的恶势力斗争。作者在他出家后热情地赞美道：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这正是武侠精神风貌的写照。不仅鲁智深如此，武松、石秀、李逵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武侠之风。《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也与之相类似，棒打督邮，单骑冲黄巾大营，这些都是武侠作风。而关羽也正是由于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本县官虐民不公，吾杀之”，才亡命江湖的。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弱者受了冤屈，投诉无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有正义感、有力量、有武艺的强者。社会###中的天灾人祸更是难于避免，有组织的侠客在抗衡社会不公、伸张社会正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对于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宋代统治者的政策是重文轻武，政府的武装组织非但不足以保护人民不受外敌的侵扰，而且频繁地制造社会###，祸害人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也为了在社会变动中改变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地位，才去学武。有宋一代，尚武精神已经不再活跃于主流社会，而是活跃在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之中。武侠、豪侠（也多由游民所组成）的尚武精神和主动进击的反社会精神，正是一般游民们为了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他们闯荡江湖的资本。因此，武侠、豪侠就成为一般游民做人的楷模，他们是理想化了的游民。所以，体现了游民意识的《水浒传》对豪侠采取了无保留的赞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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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6）
《水浒传》中更为作者所关注并倾注了更多热情的，还是前面说到的慷慨好义、轻财乐施、广交天下好汉的义侠，书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这种特点。当然作者心目中最高贵的“义侠”，从历史上说是信陵、孟尝之流，而现在统治阶层内已经没有这类人物了。书中第二回有诗云：
姓名各异死生同，慷慨偏多计较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
这样的“义侠”却出现在江湖绿林之中，其中作者全力歌颂的便是宋江。第四十二回写宋江得到神明庇佑，作者用诗赞美宋江：
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流光垂象在山东，天罡上应三十六。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降生宋公明。幼年涉猎诸经史，长来为吏惜人情。仁义礼智信皆备，兼受九天神女经。豪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刀兵。
宋江简直是个上应天命，下合民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物。说明了游民对于能够向他们实施物质援助的人的企盼。
游民，特别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游民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穷困落拓和孤苦无依中切实感到上层社会没有人救助他们，不仅不救助他们，而且鄙视他们。这些缺少希望而又敏感的人们怎能不痛恨上层人物，从而期待“草泽”（即非主流社会，包括绿林社会）出现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义侠呢！那些虽在“草泽”，但是器量狭小，不能容人的，如白衣秀士王伦之流（这种人既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做秀才不行；又不能融合于游民社会，做“强盗”也不行，最为可悲），最终要被火并，代之以被众位英雄拥戴的晁盖。他之所以被众人拥护，就在于：
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水浒传》第十四回
实际上，义气就这么简单，在关键时候肯于花银子。这还表现在刘唐、公孙胜等人请他带头夺取“生辰纲”上。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这笔大买卖，自己不去组织人干，非要千里迢迢来找晁盖？由此可见其为人，晁盖在江湖上是有“字号”的。那时没有现代媒体和传播工具，一个人在江湖上叫得响，完全靠口耳相传，如果没有特殊表现是不可能广泛流传的。晁盖的缺点是缺少远大的眼光，他劫“生辰纲”的目的就是取得不义之财，为的一生快活，没有什么“打天下坐天下”的“雄心壮志”。《水浒传》中不吝钱财，又有眼光，最爱结交天下好汉，堪称第一义侠的是宋江。在书中第十八回有段文字介绍他说：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作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缓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宋江这种行为，行之既久，从而成为其性格的特征，这种特征是游民最欢迎、最服贴、最崇拜的。游民最大的困难是没吃没钱，宋江毫不吝啬，有求必应。来时给，去时送。游民第二个困难是没有地方住，宋江有庄园里的房屋，可以尽情地住。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成为化外之民，为世人所轻贱，而宋江不管高低贵贱，只要是江湖上的朋友，一律接待，而且是“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这后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因为人性的弱点往往是“靡不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