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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前朝遗孤恢复祖宗基业；一是少林寺僧人忠于清室，并为它建立了盖世奇功，却被奸臣陷害，大部分死去，只剩五人，为了复仇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两个主题的结合便是“反清复明”。但是，这个合二而一的主题经不起推敲，它有内在的矛盾。既然前有明朝“小主”在，为什么要支持清康熙皇帝平定“西鲁番”呢？实际上这有一段历史隐情，也就是在本章前面所说的万五达宗支持郭义、蔡禄等人因为个人恩怨背叛郑成功投靠清廷，后又由于对清统治者不满欲响应吴三桂起事而被清廷诛杀的事件。这个事件反映了万五达宗等人带有游民色彩的性格。他们缺少大局观念，依违不定。这种事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属于大节有亏，不能原谅的（正像吴三桂最后虽也反清，仍不可原谅一样）。可是在“西鲁神话”的作者看来却不以为非，并把此事稍加改变，写入了“会簿”，成为“西鲁神话”的主干，天地会诞生的“根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自相矛盾的故事，在数百年却为天地会会众所接受，并且信之不疑，这可能与广大会众文化水平低和其中多是不太重视是非的游民有关吧。
“西鲁神话”中有些情节和人物不完全是凭空编造的，而是有所影射的。我们从罗炤先生发现的《香花僧秘典》《香花僧秘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炤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东山县获得的一个抄件。原件无名，《香花僧秘典》之名乃罗炤所起（罗炤《天地会探源》，《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52期）。抄件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既有关于做法事的仪规、物什，也有许多属于天地会《会簿》的相关材料。
香花僧是流行在福建一带特殊的佛教宗派。香花僧人以做法事为主，居住在寺庙中，但可以吃荤，在衣帽、鞋等装束上皆与其他宗派僧人不同。中可以看到“西鲁神话”的更原始的形态，这就是载于《秘典》的《三滴水赞》：
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闯起根苗。辞职不做修行善，鞑子胡人用火烧。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至南寮。月兵蜂拥难堪敌，得脱东来广慧（惠）潮。苍松上立洪鹰叫，长沙湾口雪零飘。举头不觉帝星照，吉兆英雄护明朝。五僧同创灵王庙，插草为香把徒招。
这里没有什么神话，除了一些曲讳之词外，大多是历史事实。“事因”一句有把郭义、蔡禄降清带来的灾难推到闯王李自成身上之意。“辞职”一句也系为郭、蔡辩护之词。
《香花僧秘典》的《三滴水赞》写得比较早，大约出于万五达宗的徒子徒孙之手。他们对天地会立会的“根苗”还比较了解，因此，他们写得比较靠近真实。总之，《三滴水赞》是记事之意多，宣传之心少。所以，它所写能够得到遗址和遗物的印证。经过一百余年，陈年古事，后辈了解得越来越少，于是他们便根据会中的简单记载加以夸张。此时已经是记事之意少，宣传之心多了。为了招徕会众，他们把创立天地会的这段历史越编越神秘，越写越离奇（后人的创造的灵感是来自通俗文艺作品的）。这时研究者再想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如堕乱云阵中，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但这些故事如果我们细加抽绎，绝大部分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也就是说，“西鲁”故事来源于在清代已经广泛流行的各种通俗小说，而且出现越晚的天地会文献所记的“西鲁”故事情节就越丰富，其取之于小说的成分就越多。这说明天地会的创建者与组织者们的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通俗小说，特别是那些反映了游民意识的通俗小说。
天地会受三部通俗小说影响最深，一是《水浒传》，一是《三国志演义》，一是“说唐”系列故事。我们在分析天地会内神话传说时，也主要用这三个系统的故事，从中可见，通俗小说的影响在天地会中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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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4）
丁。“西鲁神话”所受到的通俗文艺的影响
尽管姚大羔“会簿”所记载的“西鲁神话”的情节是最简单的，但它受小说的影响也极明显。这里按照这个故事进展的次序作些分析。
第一，皇家遇难，娘娘出走，“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这一情节与“说唐”系统的《反唐演义传》中太子遇难的故事非常相似。小说中叙述唐高宗时武则天欲谋朝篡位，命太监杜回将正宫娘娘及太子害死，杜回不忍，救出太子送江夏王李开芳抚养。14年后，李开芳把事实真相告知了太子李旦。李旦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患难之中也受到很多忠于唐室的忠义之士的辅佐，最终歼灭了诸武，恢复了帝位。“西鲁神话”的作者用这个故事激发会众对明朝的怀念，增强会众的民族感情。
第二，西鲁番入侵。本来是“西闯”（《香花僧秘典》中就说“西闯”），但是百年之后，人们或已不明其意，或是传写致误，变成了“西鲁”。于是，作者索性把它写成一个国名。“西”字是承其旧，另外也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外患主要来自西方或北方。“西鲁”正像《征西说唐三传》中的西番“哈迷国”、《说唐小英雄传》中的“北番赤壁”国一样，都是“羌无故实”的。有些学者对西鲁番还详加考订，认为借指西藏；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有的说“西鲁”乃“西罗”之讹（“西罗”即罗刹），即今之俄罗斯。见周贻白《洪门起源考》和帅学富《中国帮会史》。言之虽辩，但有些是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尊贤好士的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说唐”系列的通俗小说中多有这类的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西鲁神话”的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虽有改朝换代的大志，亦无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的气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往往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皇权专制主义道德规范之下的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的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结合起来共谋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古代不仅统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话来欺骗人民，就是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也接过这种策略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和号召群众。《水浒传》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就写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汉“上应星魁”，“合当聚义”。“西鲁神话”是模仿《水浒传》来写这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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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5）
第六，“白石香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只是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蜀国最著名的五位武将编排在一卷之中，并无这五人便是“五虎将”之说。后世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作者，为了赞颂在其作品中出现的英雄，便发明了“五虎将”这个名目，可能与阴阳五行的影响有关罢。这在通俗小说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益丰富，日趋文学化。
如果比较前面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就越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撷取更多的情节，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还安排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戏剧化。我们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贤一段为例，将“田林本”与“修志局本”作一比较。先将时间在前的“田林本”抄录如下：
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
主问：“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
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人分忧改〈解〉尼〈疑〉。”
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
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
元凤奏曰：“臣不用许多将士，只要三千御林兵马，我师徒一百二十八人。”
熙主大喜，当殿赐（送）御酒三杯，早胜回朝；加封厚〈役〉爵，享受荣华。
“修志局本”：
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
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
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
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旗兴师？”
僧奏曰：“即日。”
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
“姚大羔本”中讲到这个情节时，只是说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极不合理。和尚庙内，怎么出了“总兵官”？而在“田林本”中为了把这个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