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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点，“游民”跟“流氓”不能划等号，古代的“流”和“游”差不太多，“民”和“氓”也相通，“游民”和“流氓”这两个词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现在“流氓”这个词发生演变非常大，特别是现在讲到流氓学等等，并且讲到“流氓”这个词有贬斥的意思。我对游民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并没有贬斥，游民的产生和演变，他们在社会上起正面或负面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社会演变的。我觉得用“流氓”这个贬斥的词来形容游民是不好的，游民和流氓不能划等号，所以希望学界和新闻界谈到游民学，不能和流氓学划等号。
李洪岩：一部提示中国历史奥秘的力作
王先生这个书，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力作，我给它这么定位。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是试图告诉中国人，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部著作。许多人都说这部书好，许多人都觉得这部书很优秀，但是并不是所有读过他的人都能说出他何以好，何以优秀。我以为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从这本书当中，感受到了我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才会觉得他优秀。
这是一部社会史著作，是一部试图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著作，确切地说，是揭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力作，因此这里所说的社会史，不是对社会做历史学的描述，而是对历史做社会学的分析。
李洪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金雁：国外的游民群体哥萨克
俄国的哥萨克可以说最典型的在国外的游民群体。
《列宁全集》中，可以看到对哥萨克的评价非常矛盾，一方面是镇压革命的马前卒，一方面是热爱自由。哥萨克本身的形成就是一种游民，就是一些盲流，在俄国农奴制过程中不愿意农奴化的人，他们就在南俄，受到南俄草原影响，就形成这么一种人。
学泰谈到游民群体性格，比如有奶便是娘，俄国的哥萨克身上表现更加突出，他们游离几大势力之间，可以经常拉甲打乙，拉乙打丙，经常出尔反尔，他们就是骑墙派，哪边势力强大他就游向哪边。
哥萨克和犹太，这两个民族人数差不多，一战时候犹太人540万，哥萨克440万，基本差不多，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国家，但习惯完全不一样。犹太人一生下来就要想着怎么样安身立命，上补习班，学习外语，要赚钱；哥萨克则是弯刀，盾和马，酒，女人和钱，哥萨克在河滩以抢劫为生，现在俄语口语当中有个短句“去干哥萨克”，很多人不知道，“干哥萨克”是什么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弄俩钱花花。
我们老说社会形成了一个善良淘汰机制，越是君子的人是最早出局的人，小人是最后能够站得住的人。
金雁，东欧问题研究学者。
姚监复：让我们看透中国社会的骗局
第一，王学泰像《皇帝的新装》里勇敢的小孩，戳穿骗局，他给了我们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来看透中国社会的骗局。
第二，王学泰给了我们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在游民文化中可以看到现当代史上的很多事情。
第三，游民文化通过通俗文艺等形式，顽强延续到现在，对暴君对政治野心家，影响深刻，同样对暴民的暴行也有影响。影视剧中经常出现“暴君式好皇帝”、“暴民式英雄”。
第四，对游民的革命性和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判断，都很了不起。会不会在新的合适条件下又出现新的“痞子运动”，是这部书极为重要的现实警惕意义。
姚监复，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三农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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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工具
我觉得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有两个层次：一种学术著作是对某一个问题研究非常深刻，非常有启发性，它局限在一个问题的探讨上，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是通过一个研究，能够做出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提出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概括。王学泰的著作属于第二个层次。游民文化是对于解释中国问题一个非常有力的，非常有解释力的一个概念。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王学泰先生对游民文化的揭示，蕴藏了中国两三千年历史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他对于了解中国以后的社会，中国现实以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王先生说阿Q是游民，这个解释非常好，我们鲁迅学界讨论很多年都没有弄清楚，我觉得把阿Q看成游民更准确。鲁迅写《阿Q正传》重点说他是革命的，游民是革命的。他说以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实际上鲁迅已经预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了这样深厚的一个游民文化的土地上，它所可能产生的革命和改革，只能是阿Q式的革命，也就是游民式的改革。我觉得这对理解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是有非常大的启发。
我看到当代很多知识分子，经常就想到流氓加才子，我甚至有时候说，中国当今的文坛没有才气不行，但没有点流氓气息也站不住脚，这个流氓加才子和游民文化有联系。
当下中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非常严重的游民的问题，这种情况很令人心惊。
钱理群，学者，原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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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性
我特别想向王学泰老师表示感谢，因为他的这本书，给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启示。大家都说张艺谋，张艺谋现在这个状况，包括从英雄开始大家对他很不满，包括表现，最早张艺谋从红高粱开始有比较正面的影响，现在评价比较负面，原因是什么？我在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张艺谋电影自己回顾的看，我把张艺谋电影从红高粱看起，一直看到去年的千里走单骑，看到一半我慢慢浮现王学泰老师在这本书那个视角，我觉得张艺谋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出身的很好的电影修辞学家，他是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游民思想。
对张艺谋做的分析，我觉得还是其次。为什么在今天，张艺谋的影片也不能净化人，看他的东西也不是有多大的满足，为什么偏偏是张艺谋而不是别人，居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电影地位，得到这么广大的响应？甚至于在国外电影节上，西方观众都很认同他，因为他们认出张艺谋里面真正不同的东西，真正不一样的东西。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无论如何，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孩子王》，超过张艺谋的任何一部电影，但是西方人不认可。因为陈凯歌里有一个儒家思想，他有些东西会和人道，和西方衔接。张艺谋是真正陌生的存在，西方人会认同他。然后在我们国家也是大行其道，成为主流话语，张艺谋的电影从官方到民间全都推崇，这非常有意思。这里面蕴含的深刻的内涵，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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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游民文化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先生分析朱元璋很到位，游民在社会###中成功之后，掌握政权之后，会更加专制、集权，更加残酷。
历史上形成过一种游民文化，流民文化跟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后果是很可怕的。这本书的一个意义也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一定要从制度上让成为游民的人尽可能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
雷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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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了不起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王老师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个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里，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个就是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
张鸣，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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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如何走出历史的轮回
游民文化对于中国制度文化，整个的制度形态等等有很长远、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影响还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我觉得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么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的东西，还会不断延续下去它的影响，那我们怎么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历史的轮回？
王毅，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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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建议建立一门游民学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建立游民学的一个发轫之作，很坚实的发轫之作，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游民学。我联想到更多的是现实问题。这部书引而不发，吊起我们的胃口，给我们一个很广阔的思想和联想的空间。我觉得现在不能让这个空间继续空白，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填补这个学术的空白。
邵燕祥，著名诗人，杂文家。
家破才能造反：论游民意识的存在（1）
游民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认可的。但是这个阶层是否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其思想意识在文化史上是否具有重要的地位，则使研究者将信将疑。许多从事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这个问题也感到疑惑。他们总觉得这是前人所不言、经典著作所不载的，因此也就难以确认。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如何分析底层社会，如何评价民间意识，如何评价《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这些伟大古典文学作品等许多重要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还是以谨慎为好，因此对我提出的问题颇多质疑。
我曾与不同意将游民意识、游民文化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事和朋友争辩过。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些大悖人情的描写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态也很难为普通人所认同。例如，19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关羽的长子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羽的妻子胡金定，后来胡金定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不能见容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它说成是要造反之前的农民的想法，更是捍格难通，因为与外界交往较少的农民更为重视家庭，追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温馨。“家和万事兴”就是老百姓们的企望。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指出，家庭的情感纽带维系着家庭中每一个人。家中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全家的成功，每一个人的失败则是全家的失败。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更是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安乐窝”，至今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