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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介绍一下的是，孙中山在他的革命过程中，有一批风云人物和他并肩战斗，而他在斗争中也发现、培养和提拔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风云人物和骨干力量，参加革命的动机或许有所不同，政治立场、信仰、主张和在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孙中山有过有力帮助，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他们中有些人面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变化，跟不上形势，和孙中山貌合神离，有的甚至站到了孙中山的对立面，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叛徒。其中1926年前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性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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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势三（2）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能讲善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一时颇具影响。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为广东都督，后被袁世凯免职。1914年，他随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192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后，胡汉民和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成了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孙中山北上，他在广东代理陆海军大元帅职，是公认的国民党二号人物。廖仲恺被刺后，他嫌疑很大，被迫去职。后来几经周折，东山再起，终于和蒋介石同流合污。
廖仲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国民党内的著名左派。他出身美国华侨家庭，回国后又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资格老，革命性强，办事干练，深得孙中山信任。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直无私的人品，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惧和敌视。在孙中山逝世5个月后，他就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他不死，蒋介石、汪精卫绝不会那样快就得手，大革命也绝不会那样快就失败。
汪精卫，又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原籍浙江山阴，生于广东番禺。他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领导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汪精卫的出名，还因为于1910年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他被捕后表现得大义凛然，备受社会赞许。但他是一个政治上动摇、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狱，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死后，又投奔孙中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之后，汪精卫变得左起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陪同孙中山北上不说，还日夜守候在病危的孙中山的病榻前，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俨然一位顾命大臣。孙中山逝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三人，是呼声最高的继任人。那时，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孙中山逝世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推定国民政府委员16人，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随后，他又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三权集于一身，他成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但孙中山逝世之后两年零四个月，即1927年了月，他就和蒋介石一样，彻底背叛了革命，一下子成了彻头彻尾的右派。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早年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1908年春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学习炮兵专科。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曾干过一番革命事业。当孙中山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仅仅依靠军阀力量是不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时候，对他就日益看重起来。因为，在国民党内像他这样专学军事的科班出身的人才，并不是很多。加上他积极靠拢孙中山，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他应孙中山紧急电召，由奉化家中赶往广东，在永丰舰上和孙中山共患难一个多月，一时颇得孙中山信任。1923年8月，他奉孙中山之命，在苏联秘密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后来，他又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率团秘密访问了苏联。孙中山在给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绝密电报中说：“蒋介石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表。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在这个国家帮助我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蒋将军将向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蒋将军可以全权代表我。”孙中山对他的信任，还可以从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看出来。但是，孙中山也仅仅是把他当作专门的军事人才来用的，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什么都没有当上。孙中山的用意很清楚，党政大事用不着他过问，他只要办好军校，抓好军事就行了。他在校长任上，亲率学生军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但尽管如此，当时国民党内###很多，党务、政务，都轮不上他。1925年6月成立国民政府，16名政府委员中没有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展开了领导权的明争暗斗，廖案发生后，汪精卫需要他的支持，这样汪蒋联手，迫走汪精卫的主要对手胡汉民，外放他的老上级、广东军界第一人许崇智，他的地位才突出起来。其间又发生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兴风作浪，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右派被开除之后，他的政治地位就扶摇直上了。他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牢牢控制着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从此进入了政界最高层。1926年元旦前后的蒋介石究竟属于哪一派？有人说他是左派，也有人说他是中间派。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人把他看做右派。
大 势三（3）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这也是个政治上和思想性格上极为复杂的人物。他少时聪慧，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做投机买卖，先赚后赔，后又投身政治，投靠孙中山。他曾热心研究过社会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后以曾宣誓过效忠孙中山为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在国民党的“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理论上有一套，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会谈，他奉命同汪精卫、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一道随行，应当说是孙中山所信任的人物。但孙中山一死，他就背叛了孙中山的学说，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弟，他拿着蒋介石从军校拨给他的一笔巨款，回到上海潜心理论著述，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和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
张静江，又名人杰。浙江吴兴人。他曾在清驻法国公使馆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古董生意，发了财。在赴法的轮船上结识孙中山后，即多次不吝捐赠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信赖。国民党改组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足轻重。他和蒋介石换过帖子，拜过把兄弟，并一同在上海经营过证券交易所，因此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老谋深算的他给蒋介石出过不少点子，有过不少开导。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日益复杂，他关注着蒋介石的命运，为蒋的兴起做了大量工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亲自出马，拖着行动不便的下肢，由沪至粤，以国民党“###”的身份出席大会，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他四下为蒋介石游说，暗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托举蒋介石进入国民党政界最高层、稳住蒋介石的阵脚出了大力。蒋介石对这位大哥感激涕零，始终以“恩师”相称。
大 势四（1）
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政治的思想的坚实基础。孙中山和列宁，早就有联系。列宁关注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1912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指出“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能……求得解放”。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向列宁发去贺电，列宁则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复函致谢。但是，由于对孙中山了解不够，为吴佩孚的“进步”假象和军事实力所迷惑、诱惑，并且由于策略上的失误，共产国际和苏俄开始在中国实行的是南联陈炯明，北联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经过长谈，陈炯明、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又逐步暴露之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态度才有了转变。而对于孙中山来说，派遣蒋介石代他为团长访苏，就更坚定了他联俄、联共的决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的。鉴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共产国际提出了著名的“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的原名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略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这个设想是马林的创造，为此他对国共两党的领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刚成立，人数不多，孙中山是用不着担心的。倒是共产党内，对马林的战略持有不同意见。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马林见说不服大家，就拿出了“撒手锏”——各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这才使会议作出了决议。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30多名代表出席，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马林、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国共合作达到了高潮。在大会选举的42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人占了10名，其中有李大钊、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
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筹备下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