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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面对我的提问，她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她问我你知道这个《一缕麻》是谁写的吗？我还没有回答，她先告诉我了：是个叫包天笑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吧？你喜欢文学，肯定知道他的。我说这个我知道，包天笑是清末民初一个挺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好像是鸳鸯蝴蝶派吧？
她又问我：那你知道他在北京住在哪儿吗？我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马上很开心，好像小孩子玩捉迷藏一下子就抓到我一样开心，她对我说：我告诉你吧，那时候他就住在铁门胡同，铁门胡同，你肯定知道在哪儿的，就在菜市口的东边一点儿，路北就是。有一次，我还去过他家呢。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3）
记得那天我对她开玩笑地说：哪天我也写本小说，就写您，题目叫做《两缕麻》。
她一摆手笑着说：拉倒吧！还《两缕麻》呢，一团乱麻！
她家姜先生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是个扎嘴的闷葫芦，不大爱说话，家里的话似乎都让她说了。她和姜老爷子有一个儿子，长得不像她，像老爷子，是刚解放不久出生的，比我小两岁，在云南插队，和当地农民的女儿结婚生子后，留在当地，一直没有回来。他们老两口谁也不怎么提儿子的事情，但我知道，其实他们都想儿子，想让儿子调回北京来，一家子好团聚。大概在八十年代末，姜老爷子病逝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曾经从云南回来过一次，但料理完丧事，没过几天，就又都回云南了。我看得出，他们那个儿子，跟他们老两口的感情不大深，或者有着什么意见或隔阂。想想，也可以理解，一个妓女的儿子，如果是我，心里也会长满蒺藜一样，时刻扎得自己难受，别说是在以往特别讲究出身的政治时代里，就是现在也不是挂在自己身上光彩的纪念章呀。
姜老爷子一去世，儿子一走，我发现姜老太太的精气神儿大不如以前了，明显的风烛残年的感觉，显现在她的脸上。当时，我隐隐地担心，她大概也活不长了。有时，我会去看望她，和她聊天，只有聊天时，她还能够恢复一些元气似的，又回到了从前。但是，那时我搬了家，离她那儿很远了，去一趟不容易，去的次数明显少了。
有一天，我去她那里的时候，她对我说，让我去杨梅竹斜街一趟，帮她捎个信，找个人。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这样让我去传信是最快也最保险的一种方式了，这也说明老太太信任我，我很高兴，拿着信立刻拔脚就走。我知道她有一个姨夫住在杨梅竹斜街，以为是让我帮她找姨夫。到了那儿一找，不是她的什么姨夫，看见的是一个女人，比我大好几岁的样子。她看看我带去的信，谢了我，说了句：听我妈说起过你，还说：我在报上也看过你写的东西。然后，她不动声色地让我回去对老太太讲，她今晚就过去。
我回去把话告诉了老太太，这才知道，这女人是她的女儿，但不是跟建筑工人生的。是和谁生的，她又不说了。我后来仔细回想，看不出那女人哪一点像她，和她的那个儿子一样，都不像她，她的遗传基因，似乎很少传到她的下一代。从那个女人的年龄来看，肯定是她在八大胡同的时候生的，也就是说，生女儿的时候，她还在风尘之中，并未赎身，她得到解救，是解放初期的事情了，共产党封闭了八大胡同的妓院，她从了良，才嫁给了建筑工人。那么，她身处八大胡同的时候，怎么有的女儿，又怎么把女儿生下来的呢？女儿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像隐身人一样，就隐在女儿的身上了吗？解放以后，她和女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为了秘密，藏在老太太的心里。
人都有自己的一点儿秘密，是到死也不会说出来的，就让它埋在老太太的心里吧。
我不知道老太太找女儿为了什么事情，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不她不会找平常日子里一直都不怎么惊动的女儿。我也不知道她的女儿那天晚上过去找老太太，老太太都和她说了些什么。我只是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老太太怕是活不了太久了，是不是临终托付给女儿点儿什么？
但是，我的预感是错的，老太太又活了好几年，一直顽强地活到了九十年代，算是长寿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去看望过几次老太太，去的次数很少了，到现在我很后悔，也常常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来多看看她。我发现，老太太的晚年很凄凉，她倒是不愁吃不愁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分别给她一点儿钱，虽然不是大富，倒也足够她的花销了。最后的时刻，女儿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应该说到死她都没有受什么大罪。只是，她非常的孤独，我发现她最大的快乐和安慰，就是身边有个和她说话的人，听她叨唠那些陈年往事，那是她最喜欢唱的独角戏，常常是她一个人自吟自唱，不容我插嘴。她这一辈子最乐和的事情，除了抽烟，就是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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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4）
在老太太最后的日子里，她对我说的话常常颠三倒四，含混不清。我知道，这是人老的标志，我没见过她年轻时在上海在天津在北京八大胡同里的模样，我只能想象，从我最初认识她时60多岁的模样看，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坯子，我觉得比照片上看到过的赛金花和小凤仙都要好看些。她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在妓院那样一个晦暗的地方度过的，她的一生那么快就要走到了尽头。我有些替她伤感。
我曾经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她使劲儿地望望我，像是在安慰自己，也像是安慰我，说了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都是这样子的。
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已经和她很熟了，她也很信任我，愿意和我聊天，讲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讲她埋藏在心底的一些隐秘的事情，我猜想，这样的事情，恐怕她不会对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讲的。有时候，心底深处的一些话，是无法亲口对自己的孩子讲出来的，但可以对外人讲，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和顾忌，那可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脱。
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对我说起的两件事情，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听得我有些毛骨悚然。两件事情都和“鱼口”有关。
一件事情是，她在天津的时候，一个她接过的客人，长得倒挺面善的，干起事来却比谁都狠。他非要让她帮他往北京走私烟土，而且要她把烟土塞进“鱼口”里。她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鱼口”吗？我说不知道，她指指自己的下身，那时，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明白了，她指的是阴道，愣把烟土塞进阴道里，容易躲过检查，比较保险。这个客人真是够狠的了。她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客人和老鸨合伙干的生意。他们一起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干这样的事情，伤天害理不说，还让她感到屈辱。她告诉我，就是在那一次次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来走私烟土的时候，她下定了决心，再也不能干这种威胁生命的勾当了，这样她才从天津来到了八大胡同，都是妓院，到哪里不是一样地活命呢？她想得就是这样简单。
另一件事情是，到北京八大胡同落脚后不久，常常来的一个客人，大概和她聊得来，渐渐情投意合，便越发黏糊，一待就待上好长时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不断线地说。有时候来了别的客人，她也不愿意接，专门等这个人。我猜想，老太太聊天的习惯和爱好，就是从这时这里而来的吧。在妓院里，称这样的做法为“热客”，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会耽误时间，也耽误了生意。老鸨警告了她，她不仅没听，反倒和那人商量好了要逃跑。跑得了吗？她被抓了回来，绝食，坚决不接客。老鸨急了，竟然用剪子剪开了她的“鱼口”，肿胀得发烧一般，疼痛难熬。
这两件事情，一直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上。八大胡同，从清末民初走到了解放前夕，不走到头才怪呢，它是脚上的泡，自己踩出来的，它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老太太死的消息，是她女儿打电话告诉我的，我立刻去了她家，看见老太太倒在那间自她从良以后就住进的平房里，闭上了眼睛。她死得很安详，没有太大的痛苦，唯一遗憾的是，闭眼之前，两个孩子都没在身旁。她的儿子没有回来，说是路途太远，自己的小孩正中考。她也不该有过高的奢望，或去责备孩子，她的一生是屈辱的，她的两个孩子就活得不屈辱吗？更何况，多少妓女因过度接客导致终生不育，她毕竟还有两个孩子，有了留给这个世界的自己一点儿微弱的影子，和一点儿单薄的回声。
我常常会想起这个老太太，想起她晚年时常常对我提起的赛金花，还有她从未提起过的小凤仙。我会忍不住拿她和她们两人作比较，尽管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等的，没有可比性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比较。
有时候，我觉得她比赛金花和小凤仙多少要幸福一些，毕竟她活到了后来，过上一段正常人的日子。
有时候，我又觉得她还赶不上赛金花和小凤仙，不管怎么说，人家曾经有过一段感时忧国的传奇，和历史共存，和时间同在。而且，赛金花和小凤仙，虽然都是妓女，起码没有受到过如那两次“鱼口”事件的屈辱，还都有份情感中的关爱和疼爱。她的那一份在哪儿呢？那个建筑工人？还是那个与之生下一个女儿的隐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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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5）
有时候，我会想，真的是寿长则辱，老太太的晚年心境，或者更多如老太太一样普通而艰辛地生存到解放以后的妓女的心路历程，谁能够真正理解呢？她的那两个孩子能吗？我能吗？我们的后代能吗？
有时候，我会想，虽然姜老太太和赛金花和小凤仙，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们一路迤逦走来，有着不同的经历，却都有着相似的地方，像是胎记一样，醒目地印在那里，那就是她们和时代的关系。如今看来，作为个体的存在，她们只是一个个的个案，如同一枚枚标本；但作为过去年月里曾经鲜活的生命，她们和她们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关系是那样分明，那样胶着。因此，她们身后共同的生存背景——八大胡同，便和她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也和她们所处的时代荣辱与共。当八大胡同从赛金花时代走到了小凤仙时代，一直走到了姜老太太的时代，这一本页码再厚、情节再跌宕、再纷乱杂陈的书，也实在是到了该合上的时候了。就在这里开了金花班。最初的大门肯定不是这种样子。从赛金花、小凤仙，一直到姜老太太，八大胡同这本书也到了该合上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