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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了永兴栖凤渡镇，快到油麻圩时，突然发现在公路旁有一所小学。停车一看，有20间左右房子，门窗尚好，因兵荒马乱已停课，无人居住。学校还有一个小型操场，便于警备。刘乙光喜出望外，立即决定搬到这里。
张学良一行迁到永兴的时间大约是”1938年3月初。此地离郴州40公里，为加强戒备，刘乙光在栖凤渡和高亭司汽车站，分别派驻了一个宪兵班和两名便衣警卫，两地相隔7公里，小学即被夹在中间，一旦有军队来往，可以提前获悉，便于应付意外。
张学良表面上对这次搬家毫不在乎，但内心也知道这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他曾问刘乙光：“那天去洗澡，在路上碰见的那位军官是谁？我不认识他呀！”刘乙光也推说不知。
到了油麻圩小学后，特务们称呼张学良为“张老板”，附近的村民们根本不知道这位张老板就是曾经活捉蒋介石的大英雄。小学离油麻圩有一公里多路，张学良夫妇常到附近走走，散散心。有一次，雨刚停，张学良就来到一条小河边钓鱼，由于河水急，他做的诱饵太轻，怎么也沉不到水中，张学良情急之下取下手指上戴的戒指系在鱼钩上。不料钓到一条大鱼，把钓丝弄断，不仅鱼跑了，还带走一枚戒指，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张学良懊恼不已。到了晚上，张学良走出房间，发现外面田野里有处处火光游动，张学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很好奇，便朝火光走了过去。走近后，张学良问：“老乡，你们在干什么？”“在照鱼。”老乡回答。张学良看到老乡腰间系着的鱼篓里有不少鱼正跳得欢，也来了兴趣，就跟在老乡后面想看个究竟。只见老乡把火把伸向田间，田里的鱼在火把的照耀下一动不动，这时，老乡用一把铁梳用力向鱼叉去，几乎一叉一个准，鱼就这样进了老乡的鱼篓。
第二天，张学良对刘乙光说，他也要去“照鱼”。刘乙光命人找来鱼篓、铁梳、松树枝等工具。到了晚上，张学良在特务们陪同下，拿起这几样工具向田间走去，但张学良初次使用这些工具，很不得要领。不是鱼儿跑了，就是铁梳对不准目标，忙活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叉到几条鱼，还弄了一身的泥巴水。最后，张学良以高价收购老乡的鱼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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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读书”（12）
1938年春夏之交，武汉会战全面展开，湖南局势趋于紧张，军统局又命令将张学良迁往湘西沅陵，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闷闷不乐。他看着墙上贴着地图，对警卫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又指着湖南的位置说：“你看，我们就在这里，又要搬到那里，但是又住多久呢？”
张学良一行从湖南永兴迁移到沅陵的时间与路线，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披露。有关著作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矛盾百出。近年有学者在张学良晚年捐献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上找到了一点线索。研究者发现在张学良所收藏的《马克思及其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恩格斯及其事业》（《列宁家书集》等著作上都署有”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路经长沙所购”字样。
笔者判断，张学良一行1938年4月17日路过长沙，显然不是从江西萍乡去湖南郴州那一次，而是从湖南永兴去沅陵时第二次路过长沙。另外联系到上面引用的张学良写给赵一荻的信可以知道，迁湘西是几个月以前就决定了的。因此，笔者认为张学良离开永兴的时间应该是1938年4月15日或16日左右，到达沅陵的时间应该是4月中下旬，当然不排除途中在常德停留一段时间的可能。还有一个有力的资料可以证明，那就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1938年6月上旬到沅陵探视了张学良。显然，张学良到达沅陵的时间肯定在6月上旬之前。
从永兴去沅陵途中，张学良一时性起，要司机让他开车。开着开着，他见前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挑着柴禾，便减速前进，但不知怎么搞的，还是碰倒了老头。张停车询问，老头说：“我的脚给轧坏了。”刘乙光下车检查，见只是微伤。张掏出30元给他治疗，就开车走了。晚上住宿，张学良对警卫们开玩笑说：“今天在路上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的话，他要抓我去，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到达沅陵后，军统局指定住在凤凰山上的凤凰寺。因当时国民党刚成立沅陵行署，专员为湘西有名的土匪头子出身的陈渠珍。陈的土匪旧部很多，来接受改编的部队也不少，故沅陵的情况较为复杂，社会秩序有些紊乱。
凤凰山，位于沅陵县城东南约一公里，北临沅江，比平地高出几百米以上，远观犹如展翅飞翔的凤凰，故此得名凤凰山。自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在沅陵设立州治以来，这里就是湘西著名的风景区。明朝万历年间，山顶上修建了凤凰古寺。后来又在对面的山头上修建了七层古塔——凤鸣塔，与凤凰寺相对应。张学良到来后，又陆续修建了观江楼、养鱼池、天桥、钓鱼台、网球场、碉堡、高射炮台和防空洞等设施。山上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山脚江水奔流，赏心悦目，风景十分幽雅。在张学良到来之前，军统局已经指示驻湘西的特务头子晏武将凤凰寺进行了修缮，并加修了防御工事，以利看管。故把张学良直接送到了凤凰寺。
到沅陵后，张学良的心情有所好转。凤凰山脚下就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沅江，江水浩瀚，碧波荡漾，是理想的钓鱼场所，于是张学良在这里过足了钓鱼瘾。当地人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再拴着一个很大的钓鱼钩子，在大钩子上又分出三个小钩，钓鱼时，先在鱼钩上装妥肉类或虾蚯一类的鱼饵，再卷动竹筒把线放到江中，等看见水面涌起波纹，便将粗线往回拉，很少落空。张学良对这种钓鱼的方式颇感兴趣，每次钓鱼出发前，先派人租用四五条大木船，划到江心，就把船停在江面，开始用竹筒垂钓。每次钓到的鱼都有六七斤重，较大的竟有一二十斤。有一天，张学良钓到一条特大的鱼，几个人都拉不上来，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着那条鱼游，直到它挣扎到筋疲力尽时，才把它拖上船，直把张学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他们一行人以前多是吃了午饭去钓鱼，因为张学良的兴趣越来越浓，天不亮就嚷着要出发，午饭只好由厨师做好后送到船上。他们每次满载而归，晚上便叫厨师表演烹调技艺，清蒸、油煎、红烧、白煮等等，吃得大家皆大欢喜。在钓鱼的过程中，张学良与为他撑船的小船工杨绍泉熟悉起来。开始，杨绍泉不知道这位前呼后拥的钓鱼翁是何方神圣，便开口问，张学良回答：“我叫老板。”日子久了，杨绍泉听人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副司令，便无意中叫了一声。不料张学良听了，本来和蔼可亲的面孔顿时怒形于色，愤然说道：“我是什么司令？早被人撤职了。以后不准叫司令，就叫老板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与杨绍泉的感情也热乎起来。有一天，张学良提出要到杨绍泉的家里过端午节。杨绍泉家里穷，破烂不堪，觉得不好意思让客人上门，所以露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张学良知道他的意思，连忙说：“你不要急，到时我准备东西，你只准备桌子椅子就行了。”到端午节那天，特务们挑着担跟随张学良到杨绍泉家里来了。这次，张学良亲自体会到了杨绍泉家的穷困状况，决定报酬从优，每天的工钱和船钱增加到两块银元，而且管他的中午饭。杨绍泉的孩子活泼可爱，张学良特别喜欢他，有一天跟杨绍泉开玩笑说：“你这小孩活泼可爱，就给我算了，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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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窦山“读书”（13）
夫人于凤至喜静不好动，很少参加户外活动。有时，张学良劝她说：“你老在庙里闷着干什么呢？走吧，出去玩玩。”于凤至为了不扫他的兴，也跟着大家去了几次，但对钓鱼丝毫不感兴趣，独自留在船上打毛线，吃完午饭后，就先回山上了。张学良为感谢她陪伴自己一路奔波，辗转迁徙，特写了一首《致于凤至》诗。诗曰：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不久，江苏医学院和上海艺术专科学校相继迁移到沅陵，落脚在凤凰山附近。由于张学良经常到江边钓鱼，被学生认出，很快传开。一些好奇的女学生还成群结队，想看一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风采。有的就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在沅陵作为新闻传播，但却全部被安置在邮政局的特务所截获，给他们带来莫名其妙的烦恼。
正当张学良钓鱼钓到兴高采烈时，突然传说土匪即将攻打沅陵城，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刘乙光感到事态严重，立即组织宪兵连修筑工事。大伙忙了半天，准备得差不多了，便请张学良出来巡视。张看后，不甚满意，就建议道：“我们看小说，不是有什么滚木擂石之说吗？今晚土匪若来骚扰，我们何妨试试？”大伙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遂动员全部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搬运石头，一队砍伐树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大家各守岗位，准备迎战土匪。张学良也无心上床休息，一直和刘乙光谈天说地。于凤至默坐一旁，不离张学良一步，有时叹口气。
不料，等了一夜，始终不见土匪踪影。第二天，紧张气氛已经过去，张学良跑到外面，要大家试一试那些滚木擂石管不管用。队员和宪兵都是年轻人，也很感兴趣，便把一块石头抛下去。只见它顺着山坡翻滚，等滚落到半山腰和石壁相撞，立刻弹了出去，一连几跃就到了江心，把江水砸得水花四溅，蔚为壮观。从此，张学良又找到了滚石头的新奇玩法
11月18日，长沙大火的第三天，戴笠突然轻车简从，只带一名随从副官跑到凤凰山来看张学良，一共住了两天。第一天，戴笠主要和张学良谈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经过。第二天，戴笠又召集特务队员作个别谈话，宪兵连连长、排长，甚至厨师都分别召见。这时，张学良外出游山玩水，以作回避。
一个最想抗日的人却无缘走上抗日战场，张学良一直感到无比的遗憾。
张学良自从被软禁后，连着搬了好几个地方，只有住在溪口和沅陵这两处地方时，情绪较好，这是因为两个地方的风景好，环境也好，又有活动的余地，不会感到闷得慌。
1938年12月，由于日军进攻长沙，逼近桃源，沅陵县城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湘西也不安全了，戴笠电令向贵阳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