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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骊山捉蒋（4）
但当事人也有另外的说法，应德田回忆：“原通电具名，只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发这封电报时，不知怎么加上了蒋方大员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的名字。可能是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强通电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时搞不清楚，觉得这些人也参加了西安事变。“
应德田是西北“剿总”政治处少将处长兼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通电的起草，他的回忆自应有较大的可靠性。
通电中列名的万耀煌也否认他在通电上签了名。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通电时，我们“真是啼笑皆非，合东北军张部将领、十七路军杨部将领及中央被扣将领政要于一炉，欺谁乎？”
此外，其他被扣的军政要员也没有任何人提到签名的事。鉴于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笔者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并没有在通电上签名，他们的名字是通电起草人自行填上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重要通电却因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的叛变而迟迟未能发出，以致外界难以明了事变的真相，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高崇民回忆说：“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散布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随后，张、杨两将军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军政措施：
（一）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
（二）组织参谋团，由双方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组成，计有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鲍文樾、李兴中等人，以何柱国为主任，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
（三）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卢广绩、洪钫、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杜斌丞、李维城等组成，后又加上南汉宸、苗剑秋，以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讨论有关的政治问题，并向张、杨提出建议）；
（四）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及骑兵集团军，集结等待出发；
（五）集中军队，将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五师集结西安附近，五十一军警戒兰州，十七路军由陕北移至关中，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防御中央军的攻击；
（六）取消政训处，成立政治处，应德田、申伯纯分任两军政治处处长，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七）改组陕西省政府，原成员一律免职，以王一山任代理省主席，各厅长均为杨虎城的部属；
（八）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九）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任主编；
（十）释放全部###，共约150余人。
从此以后，古老的西安城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扣留中的委员长（1）
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护送到新城大楼，住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看管。
此时的西北大地，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49岁的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寒的室外折腾了大半夜，极度的惊恐加上难以忍受的严寒，已经把他折腾得不像人样。只见蒋介石面色惨白，须发如霜，因未戴假牙，两颊内凹，上穿古铜色春绸丝棉袍，只穿衬裤，脚穿上海造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皆有荆棘划伤血痕，因翻墙跌伤，腰部弯曲。天气虽严寒，蒋面部却流淌汗水，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他坐在椅子上，以右腿置左膝，全身发抖，呼吸喘急，并不断出声长吁短叹。宋文梅为了缓和蒋之神志，即劝其应镇静从事，他低首无一语。宋文梅继续劝告，并请其饮水，在十分钟内，连饮白开水约十余杯，但人依然惶恐不安。上午。时左右，张学良来见蒋，执礼甚恭，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宋文梅张又说了一次，蒋仍不答。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为国家着想，并非为私人利益打算。现在，我们民族危机，已到这样严重阶段！政府不为民族生存着想，反继续进行内战。凡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委员长独持偏见。今天，希望委员长平心静气，勇于认过，爱惜国力，能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及全国人民与愿足矣。”
蒋介石这才呐呐地说道：“你既为国家事，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又接着说：〃国家民族今日成此局面，谁使为之？日本进占沈阳后，都责学良为卖国贼，究竟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试问‘九一八’事变，是谁的阴谋诡计所促成？谁坚持不抵抗，反复嫁祸于人？请将这些事件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开，孰是孰非，自有公论。狡计阴谋，岂能永远蒙蔽人民的耳目！”
蒋介石依然呐呐地重复他的要求：“你既为国家事，送我回洛阳再谈。”
张学良继续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你仍执拗不悟，固持偏见，自可由群众公裁！”
蒋一听到张学良说要把他交付“群众公裁”，误以为要把他交由人民公审枪决，既气愤又害怕，立即说：“以往，我待你如何好！你竟想把我交给群众公裁！你既为国家事，速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见此情形，张学良只好辞出。
中午12时，邵力子奉张学良之命前来劝说。这时，蒋介石惊魂初定，情绪也已经基本稳定，邵力子坐在蒋对面的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
邵答：“从绥靖公署卫士队队长室来。”
蒋又问：“钱慕尹、钱大钧、在何处？”
邵答：“慕尹胸部受伤，已入院治疗。”
谈至此，蒋、（邵皆默从无语。蒋介石要宋文梅站到室外，准备与邵力子谈秘密事。宋文梅离开房间时，却将房门大开，以便仍然可以监听他们的谈话。蒋介石见宋文梅要监听他们的谈话，不禁大为恼怒，气势汹汹地拍桌呵斥道：“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把门大开？”蒋随即起身，怒气冲冲地将房门关上。宋文梅也不示弱，马上又将门推开，并回敬蒋介石道：“请不要生气，我们系奉命令在此。且今日之事，无不可闻者，何须再秘密！”
见此僵持局面，为缓和气氛，邵力子对蒋介石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
蒋听了邵的介绍，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希望，立即转变颜色，笑着对宋文梅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谈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宋文梅答：“你是委员长，如何能认识我？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蒋没等宋说完，即问：“学校为什么开除你？”
扣留中的委员长（2）
宋答：〃教育长要开除我，原因我不知道。”
蒋介石连声说：〃我认识你，认识你！”
这时，宋告蒋：〃你们谈话，我站在这里，没有关系，请谈罢！”
蒋介石估计宋不会离开，即开始与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事情，你事先知道否？”
邵答：〃不知。”蒋闻语默然。
邵即心平气和、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发生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事实上，由于日寇不断的侵略，造成全国人民的愤怒，如果政府没有良好的办法，自然会酿成变故。今天要弥补，尚未为晚。”
蒋细听，仍不作答。
邵继续劝蒋说：〃抵御外侮，法国（应当是西班牙——笔者注）是最好的榜样，他们建立了人民阵线。这种办法，我们未始不可采取。在中外历史上，当外侮来的时候，息争、合作以御外侮的事情很多，希望委员长有鉴及此！”
邵委婉劝告。在邵力子说话时，蒋自始至终未置一词。中间曾长长叹气数次。邵讲完，两人默坐片刻，蒋告邵：“你先回去罢！”邵即辞出。
邵去后，蒋即向宋文梅要来纸笔，给妻子宋美龄写了一封简短的电报，交给宋文梅，并问：“是否可即发出？”宋答：“可。”电报原文如下：“南京蒋夫人：中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宋文梅随即将电报转交张学良，于当日发出。
之后，宋文梅命人端来饭菜让蒋介石吃。蒋介石此时已是饥饿难忍，但又害怕饭菜里有毒，迟疑不决。宋看出蒋的心思，大声对他说：“这里的饭是很干净的，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如果因没有假牙套，这里有麦皮粥，还是吃点好。”在宋的劝说下，蒋答应进食。宋即告诉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熬了麦皮粥让蒋喝了。蒋又告诉宋，想喝些橘子汁。宋又派人到街上买来橘子榨成汁倒进玻璃杯中送给蒋，蒋一饮而尽。蒋似乎很满意，告诉宋，他最喜欢喝橘子汁。
12日晚9时，张学良第二次来见蒋，蒋假装已经睡觉，不理睬张学良的到来，张只好辞去。
当晚，蒋卧在床上一直呻吟不止，期间曾饮橘汁一杯。宋见蒋呻吟不安的样子，曾入室劝慰，望其心境爽朗，从容应变，并一再强调：“应接受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否则，对自己对国家，非徒无补，反益增困难。”
12日晚上，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建千载一时之功。李兴中当即把信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鉴于西安绥署内部复杂，为防万一，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把蒋介石移住张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
13日正午，蒋介石向宋文梅要来纸和笔，在一张纸上悄悄写了一些什么，随后折好放在手心里。随后，蒋让宋派人把邵力子找来，蒋把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