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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阿米蒂奇被派去接待一位到访的名叫埃里希·冯·马博德的五角大楼官员，并担任他的向导，后者后来在他的生活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马博德是文职人员，是国防部负责管理越战后勤、资金和武器的官员。在五角大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以能办成事、办事效率高而迅速、有办法绕过繁文缛节而闻名。如果你想向某个外国卖武器，冯·马博德是你必须拜访的人。“他是所谓的国防安全援助局的审计员，这使他掌握了有关东南亚各种没有登记造册的资料，”冯·马博德的海军助手凯利解释道。凯利认为马博德是他见到的最优秀的官员，他拥有着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在国防部长之外很少赋予文职人员的权力。一次，冯·马博德和凯利在五角大楼里沿着走廊走着，这时，一位四星海军上将打旁边经过，向冯·马博德热情洋溢地打着招呼。将军离开后，喜欢造些警句格言的冯·马博德告诉凯利：“千万别把畏惧和爱戴混为一谈。”
1973年，参院军事委员会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抱怨说，五角大楼给他的关于南越需要多少经费和美军装备的报告很多竟是互相矛盾的。他要求五角大楼用一个声音讲话。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任命冯·马博德担任负责南越问题的主要副手。第二年，冯·马博德访问了越南，去亲眼看看战争的进展情况。
在西贡，分配给阿米蒂奇的任务是领着冯·马博德到处转转。他不太高兴。“有一天，我接到［驻西贡美军军官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这要来一个大人物，他想请你陪他转转，带他到前线去看看，”阿米蒂奇回忆道，“我挺恼火，我被留了下来。到了新山［机场］的指定地点，我见到了埃里希·冯·马博德和吉姆·凯利……冯·马博德想看作战情况。因此我把他们带到战斗激烈的地方，我们坐直升机进不去，于是，我又带他们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他［冯·马博德］非常高兴。他是个地道的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他就喜欢那个，并且老是记得。”冯·马博德当然印象深刻。“他非常勇敢，”他这样评论阿米蒂奇，“我对挨枪打不习惯，可他却非常放松。我们很难能说动别人带我们到某些［危险的］地区去，可是他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某些越南组织安排我们去成了……他似乎全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
士兵和水手（7）
阿米蒂奇巧妙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吸引了没有像他那样在越南服过役的华盛顿重要官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接下去的几年里，在阿米蒂奇试图在海军以外建立起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曾仰仗冯·马博德安排工作和提供帮助。此处两个换段1974年12月，阿米蒂奇辞去在西贡的工作回到美国。他认为这场仗打得很糟糕。他去了华盛顿，希望能给南越不断恶化的局势敲敲警钟，但是毫无结果。似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阿米蒂奇飞回圣地亚哥的家，与妻子家人短暂团聚。之后，他变得烦躁不安，便于1975年3月飞回越南，访问了岘港，到越南南方和北方到处旅行。当时和后来他都坚持说，他完全是自己在旅行，尽管他还似乎在执行评估军事形势的使命，可能在向冯·马博德汇报，后者仍负责向国会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阿米蒂奇发现南越似乎正在出现内乱。回国后，他再次试图引起对帮助防止南越政权垮台的兴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忆道，“我找不到一个能够明白那个国家正在自己垮掉的人。”
在这个时候，阿米蒂奇对南越状况的了解，远远超出他对美国人的情绪的了解。美国人不愿意在签订了撤出美军、结束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协议两年之后，再为挽救南越政权做出新的努力。福特总统提出向南越增加亿美元援助款的最后请求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4月末，阿米蒂奇正坐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冯·马博德。“里奇，你小子到华盛顿来，”冯·马博德说，“我给你找了份工作。”他要阿米蒂奇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因为他在一段时间里会看不到他们。阿米蒂奇和家人一起飞到华盛顿，住进双桥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步行去五角大楼。在冯·马博德的办公室里，凯利注意到阿米蒂奇穿着他唯一的运动衫，可能还戴着他为数很少的一条领带。
冯·马博德解释了他想要阿米蒂奇做什么。此时，五角大楼已经意识到南越即将垮台。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南越的军事资产——它的飞机、舰只和其他有价值的军事武器装备——落入北越手中。冯·马博德第二天要飞往西贡，并且要带阿米蒂奇同行。他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东西来从南越运出来，其余的设法销毁。
冯·马博德、阿米蒂奇，还有两位美国空军军官，于1975年4月24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商业航班在西贡降落。阿米蒂奇的任务是协助将美国的舰只和快艇弄出越南，而冯·马博德和空军军官主要负责飞机。第二天，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拜访了南越海军司令钟新刚中将，告诉他北越部队正在快速推进。他们向钟将军提交了撤退计划：首先，所有越南海军人员将奉命携带家属，把舰只驶到基地。然后，一接到信号，越南人将驾船出海，前往昆山岛附近海域的集合地点，美国军舰将搭载他们和保护他们。
该计划预备在一周后，也就是在5月1日或者5月2日左右执行。这个日子是根据中情局对北越到达西贡所需的时间确定的。但是，北越人并没有执行中情局的时间表；他们提前很多就到了，影响了美国人的行动，限制了美国人能够营救出的飞机、舰只和人员的数量。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提起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那个混蛋”站长托马斯·波尔加，阿米蒂奇仍耿耿于怀，他认为波尔加过于依赖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来获取关于北越人意图的情报。
4月28日，冯·马博德派阿米蒂奇前往位于西贡西北的边和的大型美国基地，要他们打点行装，运走贮存的军事物资。阿米蒂奇乘坐直升机飞过去，他发现基地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三四十名南越维修工人。他跟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帮着打包，同意开枪打死所有企图翻墙过来的人，阿米蒂奇就带他们去西贡。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捆了15个货盘，这时，阿米蒂奇接到马博德打来的电话。“马上撤出来，”他说，“我现在不能对你解释。”在西贡，美国国防部官员监听到北越的一条无线电消息说，他们已经包围了边和的基地，决不能让敌人逃走。阿米蒂奇说，他必须带上那些他答应一起走的南越人。边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火箭和迫击炮火的攻击，冯·马博德派来的一架中情局的飞机着了陆，搭载上阿米蒂奇和他的南越维修工人，把他们运送到首都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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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水手（8）
两天后，随着北越军队向西贡逼近，美国的撤退计划开始了。冯·马博德和阿米蒂奇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直升机到了美国海军蓝岭号。阿米蒂奇在混乱中丢失了他的身份证件，不过他说服了该舰舰长唐·惠特迈耶将军让他登上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驾驶驱逐舰向南驶向昆山岛。
接下去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使阿米蒂奇在南越的服役有了一个英雄壮举般的收场。在昆山岛附近，南越海军集结了大约90艘舰船。船上有至少2万名外逃的南越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钟将军。这些舰船没有食品和水，其中一些基本不能出海。阿米蒂奇是美国海军在越南人这支船队里唯一的代表。
阿米蒂奇决定将船只和难民驶往约一千英里以外的菲律宾。大多数船只的状况都做不了这次航行。至少60艘船被凿沉了，有的是被炮火击沉的。2万名越南人挤进32艘船；有3艘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船，每艘通常搭载170名水手，现在每艘船塞进了 1 500 名越南人。阿米蒂奇向国防部拍发了急电，结果派人给船只送来了食品和饮水。从5月2日至7日，阿米蒂奇的越南船队在3艘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驶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由于过度拥挤，船上发生了打斗甚至交火。
当船只抵达苏比克湾时，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政府企图阻止这些仍然悬挂着南越旗帜的船只进入菲律宾水域。在美国官员、菲律宾官员和越南难民参加的紧张的谈判中，阿米蒂奇再次充当中间人和翻译。终于在5月8日找到了解决方法：在阿米蒂奇协助安排的正式仪式上，船只降下它们的越南旗，悬挂上美国旗，然后驶入苏比克湾。对于阿米蒂奇，在七年多之后，越战终于结束了。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越战的惨败对那些参战的和没有参战的所有“火神派”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他们致力于重振和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理查德·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科林·鲍威尔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的职业生涯都无一例外。明显地重视从军事角度分析外交政策问题，这是在小布什政府里掌权的这个班子不同于他人的主要特点。
冷战初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智者们”并不缺乏处理军事问题的经验。比如，他们中的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二人，曾在二战中担任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高级副官。但是，在更早的这代人看来，军事问题上的经验并不像具有更广泛的外交、国际法和商务经验那么重要。那么，毫不奇怪，二战后那一代人的领袖人物，对建立能够进一步拓展美国利益的永久性新国际经济、法律和外交体制和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马歇尔计划等）的兴趣，要浓于对建立新的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兴趣。相比之下，“火神派”在美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精力充沛，富于创新，而对建立新的外交或经济体制和机构则热情不足。
一方面，“火神派”对军事实力有共同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在什么时候使用军事实力和如何最好地保持这种力量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源于越战时期他们的不同经历。
美国撤出越南30年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对那场战争和那场战争究竟应不应该打，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越战当时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指出，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坚信，美国迟滞了共产主义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从而“挽救”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沃尔福威茨接着说，美国牺牲的人数这么多，战争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这么深的分歧，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否值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美国似乎“超支”了美国的实力。
沃尔福威茨能够超脱出对越战的强烈感情，这反映了他自身的背景。越战期间，他大多数时间在学术界。他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是越战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沃尔斯泰特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总是把越战看做是精神错乱，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它消耗了美国的能量，把美国的注意力从重要得多的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上转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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