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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作假不仅在青铜器有，瓷器、字画中也不少，描写琉璃厂题材的电视剧中，关于翻砂做假铜尊，埋在尿坑下做假锈，立小窑烧制仿古官窑瓷器、唐三彩混充真的，生活中确实都有，而且有手艺极高的工匠，仿窑能设立在景德镇。岳彬收了一个北魏佛头珍品，尽人皆知。他照此仿制了三个，隔些时间，卖给外国人一个假的，三个陆续出手，真的始终在他手中。至于倪玉书，把这个加工配盖做了假绣倒是真货的青铜罍，在1947年以1万美元卖给了“二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财团。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4）
关于鉴定眼力，岳彬的彬记古玩铺的伙友丁兆凯曾这样说：“古玩行里看金石有真本事的，要数黄伯川。我们掌柜的岳彬看货的眼力虽好，可对金文认识不多。要论财力，岳彬不比黄大爷差多少，要说看古玩的路数，他也懂得不少，尤其善于从铜质上看出朝代真假。可是他没远见又缺笔墨，‘学问的没有’，这就比黄伯川差多了。”这种说法有道理。一位在古瓷鉴定上有极高造诣的专家说，鉴定金石文物要比古瓷、字画难，因为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而这，一般古玩商是难以具备的。还有人说：黄伯川听到岳彬盗卖国宝，把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砸碎盗走卖给美国人赚了大钱后，黄伯川闻知后，大骂岳彬是“土匪！”——对此，古玩界也有另一种说法：岳彬确实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凿了洛阳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但公然卖给外国人，他也害怕，何况已砸碎的石刻也难于完全拼出，故售出的是仿制的赝品，已砸碎的真品被他藏在他的炭儿胡同宅子东院（今大栅栏公安派出所）的井里。因院中已盖楼，井已不复存在，不好核实。电视剧《五月槐花香》中的那个蓝掌柜，原型就是岳彬。他向“路大人”出售的那凿碎了又拼接复原的龙门石刻，明确说是蓝掌柜仿制的赝品，而逃脱了“五反”的制裁。而真岳彬是“五反”中获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死在狱中。另外，据岳彬的养女岳凤兰（岳彬无亲生子女）的一个同学说，她小时候去炭儿胡同岳家找岳凤兰玩，见他们院子中铺了一地石头，工匠们拿着一张照片对照着进行雕凿。但这究竟是伪造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还是大同云岗石窟中的北魏佛头？后者确是岳彬先派人到云岗将石佛头拍下照片，然后选石料照样复制的，以3万美元卖给美国石油大王。“七七事变”后，人家发现原石佛像完整地还在原处，知道从岳彬处买来的佛头是假的，就电报抗议，要求退货。岳彬竟然丧心病狂，花钱买通当地军队，把原石佛头炸掉，然后复电：云岗已无这尊石佛，货绝对是真，反而倒打一筢，要求对方赔偿他的名誉损失。美国人也没辙。就不知岳凤兰的同学70年前目睹的事，究竟复制的是哪一件？若复制的是佛头，似乎用不着摊一地石头。
尊古斋在琉璃厂经营几十年后，发了大财。可是就在北伐成功后不久，经营了30多年、正值盛期的尊古斋突然歇业不干了，此时黄伯川刚50岁，人又不老，经验火候正值成熟时，何以如此？
我家与黄家乃世交。询黄伯川孙女、文珍文华两姐，她们对此事也不知其详，因为那时她们只有几岁。这里据一些史料人言，试作解析：
1928年7月4至11日，国民政府12军军长孙殿英所部，在清东陵以爆炸手段盗挖了乾隆、慈禧的陵墓，掠走无数珍宝，成惊世大案。主要珍宝为孙及高级将领所占有，并向上行贿送礼。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也获得不少珠宝文物。这些赃物总要出手，且售价不高。清陵盗宝案发生后，据说，珠宝玉器店活动最积极，持巨款跑到遵化去收购；琉璃厂的古玩铺按兵不动。可是孙军中也有人到琉璃厂找关系兜售，有几个珠宝古玩铺沾了包，其中有义文斋、怡宝斋、尊古斋。那是孙部一个谭师长，通过他的本家、给黄伯川修理铜器的谭师傅，找到黄，要他帮忙销售盗墓的珍宝赃物。按古玩铺的规矩，上门出售，只看货不问来历，好多古玩是出土的或是太监、仆役及不肖子孙从宫中、府中偷盗出来的，究竟是自然出土还是挖盗而来，以至是家传或是来路不正，都很难辨别，古玩商收购时一般不细问。可是清陵盗宝案刚刚发生，报上已见了消息，又是孙殿英部下来出售，这直接涉及以土匪抢掠手段盗挖清陵国宝之案，即使以赢利为第一的古玩商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可黄伯川经不住熟人的介绍拉拢，又为可观的利润所迷惑，而参与了收购其事。但确是来路不正的盗抢赃物而予以收购，客观上形成销脏，还是要受到追究的。尊古斋停业后，后来在其原址另开的萃珍斋古玩铺，主营古近代瓷器，经理黄同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山东的一批瓷器精品——被盗的泰山岱庙所藏供奉祭祀的古瓷五供，并已转手卖出。案发后也受到追究，最后把已售出的瓷器，一件件追回按退货处理，原物交还山东。
对清东陵盗宝案，南京政府并没处理主犯孙殿英，还给他升了官：安徽省主席。对几个参与收购的珠宝古玩铺的经理，包括黄伯川，都关押入狱。幸而与黄交好的、此时已进军琉璃厂的新书业###、中华书局经理孙伯衡，利用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相熟的关系，施以援手，把黄营救出来。最后对参与此事的几家珠宝古玩铺，包括尊古斋，都做了罚款处理。但到底收购了多少和什么赃物，这些赃物最终又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报纸上对尊古斋也点了名。这无疑对平日爱惜羽毛、注重声誉的黄伯川是个极大的丢面子的事，不免心灰意懒，而毅然把正兴盛的尊古斋关张收盘不干了。何况他此时已家资豪富，几代坐着吃也花不完，何必蒙羞再干呢？这流言传的很广。笔者一记事，大概“七七事变”前后，在琉璃厂仍有“黄伯川为什么人称黄百万？他发的是盗墓财”一类传言。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近百年前，青铜器等金石文玩价格要高于古瓷和字画，不像现在这样偏低，形成价格与价值的背反，故而当时经营利润很大。尊古斋已开业30多年，其财产积累绝不是仅靠刚发生的东陵盗宝案的部分赃物所形成的，何况这些赃物必定要追回。在这种无形压力下，黄才会断然采取关张的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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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5）
再一个原因是，黄伯川先生在经营尊古斋期间，就抽空进行金石方面的研究著述。据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记载，黄伯川的首部著作《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一集订六册，民国十七年戊辰钤印本，同年还有石印本。著作时间当然在此之前。尊古斋歇业后，黄先生足不出户，潜心研究著述，很快就得有：《衡斋藏印》，不分卷订16册，民国二十四年钤印本。《衡斋金石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吉金识小录》两卷，民国二十四年珂罗版印。《衡斋藏见古玉图》两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四卷，民国二十五年珂罗版印。《尊古斋古鉥集林》第二集订六册，民国二十六年尊古斋石印。《尊古斋陶佛留真》两卷，民国二十六年珂罗版印。《古玉图录》初集四卷，民国二十八年珂罗版印。《邺中片羽》初集两卷、二集两卷、三集两卷，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通古斋珂罗版印。《尊古斋集印》计一至五集，共五十卷，又有第六集十卷，民国年间钤印。
以上著作凡120余卷，皆黄伯川自编自撰自己出资印行，免费送给国内各图书馆、大学和金石研究家收藏、交流。书籍内容为尊古斋经手买卖和他见过的青铜器、铭文、石刻、古印能拓印的拓片图录，并加以评点说明。据说成书体例是仿宋代赵明诚的名著《金石图》。尊古斋是他的字号名，衡斋是他的书房名。琉璃厂的旧书铺、刻字墨盒铺、南纸店过去都出版过书。旧书铺是正差，出书为卖。以刻铜出名的同古堂张樾丞出版过《印存》，这些叫坊刊本。但黄伯川自己出资印了这么多种书，在古玩界和琉璃厂是绝无仅有的，故而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敬服，也是对中国文物研究的巨大贡献。只是书的印数很少，送出后家中只有极少余存。一场“文革”，黄家的这些文物性的东西全毁了，包括这些留存的著作、大量的拓片以及随书赠送给各研究单位、大学的相关文物的收据证明，片纸无存损坏殆尽。以至前些年海外学者以高价求索一部黄浚撰的《邺中片羽》，竟遍寻无着。
尊古斋古玩铺在西琉璃厂81号（东口路北），前面是两间门面，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再有北房两间东西房各一间的两层楼，单有东小院，一间南房是厨房，另有后门，在登禄胡同，是黄家自产。隔壁82号是个三间门面、三间进深共九大间的商用房，与后院一个15间的四合院相通，四合院另有门在登禄胡同4号。这也是黄家的产业，1931年租给我父亲主持的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我家迁住在后院。也因这层东客关系，先父对黄伯川先生执子侄礼，与其哲嗣、小先父七岁的黄镜涵先生成为以兄弟称的好友。只有登禄胡同把口的西琉璃厂80号、尊古斋的东隔壁，是个一间门脸、只前后两间房的小古玩铺晋雅斋，店主姓康，房子是自产。黄家很有意把这所房子及买卖盘过来，但康家就是不干，几十年也没解决，造成黄家这片产业缺了一个角，而略有遗憾。
尊古斋歇业后，原房前半部租给萃珍斋古玩铺，今此字号仍在此；后面的楼后来租给铭珍斋韩敬斋的徒弟呼宗璋开设的不带门面的古玩铺，经营瓷器字画。
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