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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言临终前，李鸿章曾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海上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24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至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秋风宝剑孤臣泪（2）
名 节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献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 翁同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 “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功 罪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不仅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还策划打李鸿章牌，整合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开放度。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李中堂是位给合肥人长脸的乡前辈啊！” 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已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 故居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陈列馆里，还有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 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但现在又有一种观点，把一切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别人，单纯来说李鸿章办事所受的掣肘，显然，这样做也是片面的。 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又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至于因中法、中日战争而把李骂成秦桧，只能算是狂吠。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出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
写于2002年2月
失鹤零丁（1）
％％％失鹤零丁——寻访两代帝师翁同故居
一
一直想访翁同在北京的旧居，却始终没有机会。从前读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书中说：“户部尚书翁同，住东单二条胡同。”又见张謇诗序，“都门二条胡同翁相故宅，后归袁太常（袁昶），太常死于庚子之祸，辗转为城东电局，辛亥二月入都，友人邀住，怆怀有作。”我对翁宅的了解，就只有这么一点儿。1994年6月，我在北京遇到钱钢兄，谈起这个愿望，钱钢兄也大有兴趣，说：“咱们一块儿去找找吧。” 东单二条，是从当年东单牌楼——亦即今天东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交汇处起，往北排列的第二条胡同，地处喧哗的闹市。钱钢兄说他知道这条胡同，因为这胡同每个院落门口，都贴有一些有趣的文字，堪为北京市一景。他以前办杂志时，曾布置记者前去采访过。我们拐入二条后，他立即指给我看９号院门框上的一副对联：
闲人免进贤人进；
盗者不来道者来。字迹虽已黯淡，但仍一一可辨。
接着回头看对门10号，门框上也有一副对子：
退一步风平浪静；
让一分海阔天空。几乎每个院子的门上都有对联，内容皆是防盗和邻里关系，诸如“生人之中有小偷”、“和为贵、忍为先”之类。11号的门楼上，除了写有“生人进院要盘问，目送生人出大门”外，还钉了块小木板，上面用毛笔抄录一份“相邻公约责任书”：
１。法制道德要遵守，粗野行为要不得；
２。水电用费要自觉，损人利己不应当；
３。饲养猫鸟与信鸽，不扰邻里和街坊；
４。临时搭建小屋棚，要和邻里来协商；
５。忍一忍天高地厚，让一让海阔天空；
６。出现矛盾不易解，及时去找调解员。
1991年5月原来，这是里弄工作者的成果。读这些文字是很有意思的。传统文化和近四十余年来的群众工作，如此紧密地融合，定位在残旧的院门上，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史的活生生的一页。回头想想，即便社会治安不尽如人意，但把生人当窃贼防范的悄悄话，写成直率的口号，贴上自家大门，仍然有违礼仪之邦内外有别的“恕道”，也会使善良的来访者觉得不自在，似乎随时被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监督着。这样的过去，全中国的城市居民都是共同走过的，如今在首都市中心的一条小胡同里一一读来，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联想起户口登记、调解纠纷、大炼钢铁、发放票证、管制四类分子、横扫牛鬼蛇神、向阳院、联防队、查卫生、灭四害、计划生育、选举人民代表……中国特色的社区生活真是色彩斑斓和曲折坎坷，值得回味细思。老舍笔下的旧北京四合院门墙上自然没有这类文字。再往上追溯， 19世纪曾经在这条胡同生活了数十年的翁同，曾集杜甫和陶渊明诗句为春联贴在家门口：“盍簪喧枥马，束带听鸣鸡。”这副对联上句出杜诗“杜位宅守岁”。“盍簪”者，见于《易·豫》，意谓“群朋合聚而疾来”，描写日常宾朋之盛；对句出陶诗“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诗”，原文作“束带候鸣鸡”。“束带”云云，表现老臣正色立朝，夙夜匪懈，当时人咸以为典雅贴切，故传诵一时。他若是见到家门上张贴这些文字，又会作何感想？
二
东单二条是条极普通的小胡同，窄窄的，两侧的房子都很陈旧，院门闲坐在四合院门前的大妈上的油漆多半也已剥落，像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东口连着繁华的商业街，前些年还是破旧的街面房子，如今忽然被锃亮的不锈钢柱子、五颜六色的装饰板贴面和大玻璃橱窗装裹一新，很有点儿暴发户的洋洋自得。胡同里却依然宁静，行人也很稀疏，间或有几株大树从高高的院墙里探出婆娑的枝叶，给胡同带来清新的凉爽。钱钢兄是记者，有一套与人接近的办法。他不顾院门上对陌生人发出的警告，笑嘻嘻地走进一个个院子，亲亲热热地与老太太们打招呼： “大娘，您好！” 被人背后调侃成“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或是在洗菜，或是在闲谈，都挺热情地回答：“您好！您找哪家？” “您老是这儿的老住户吗？”钱钢兄说明来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