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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幸存了下来。能够经受如此艰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
似乎是不可能的。项英的“调和”和“妥协”或许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真正的
力量平衡。然而，到 １９４０ 年春，毛对项英甚至逼得更紧了：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
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
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夺不仅仅是为控制敌后地区而进行的斗争。它
还涉及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对中共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
是在整个 １９３９ 年期间提高蒋介石威望和官方权力的运动，在他的党、政、军
最高职位外增加了更多的头衔。１９３９ 年初，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国民党
“总裁”，②不禁使人想起孙逸仙以前拥有的头衔。更有甚者，１９３９ 年夏、
秋之际，出现了有关宪政的讲话。１１ 月，国民党宣布了一年后召开制宪会议
的计划。如果蒋真能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府也许可以获得
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众望。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能让这些发展不受挑战。如果国民党要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领袖和权威发言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有一个。毛的名著《新
③ 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 107 页。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9 页。
② 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
者。
民主主义论》写于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而发表于第二年元月，这不是偶然的。
③这一著作的要旨在较早的声明中已预先表达，但其发表时机和充分发挥则受
国民党宪政运动的影响。它体现了中共参与竞争，不但争取得到（国民党以
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领导的各阶层统一战线大联合的声明。《新民
主主义论》中表面温和而有节制的语气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
他们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但在这里，像在中共许多
其他声明中一样，措词往往一语双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来说，文本让人
们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民众参预，多党政府，依法保护公民
权利。但在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同样的话具有较多的权力主义的和以阶级为
基础的涵义。在保密的非公开传播的党内文件中，模棱两可的词句不见了，
人们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改
革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人声称对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危险深感忧虑，这种危
险不仅发生在敌后的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层。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
宣传，但在宣传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担忧。在 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初，一切有
政治意识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与一年前逃离重庆的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谈
判。１９４０ 年 ３ 月，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最终在南京成立，这是当时最可
怕的勾结。
在同一时间，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过香港的中间人寻求与蒋
介石本人达成谅解。这一“为蒋设宴”的任务被称为“桐工作”，它既有高
层次密谋的成分，也有低级滑稽剧的成分。据传蒋对和平感兴趣可能是为了
使汪精卫进一步丢脸而设下的一个骗局。他们让汪在舞台的侧面等候，直到
“桐工作”完全失败。但是即使蒋无意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共产党在这个多
方位的和平攻势失败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后果。
中国从没有像 １９４０ 年中期那样孤立过。在欧洲，“虚假的战争”因跨越
低地国家的德国闪电战而于春天结束。法国很快被击败，而英国似乎也将陷
落。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切断中国与外界脆弱的最后联系：滇缅公路、与
中立的香港的贸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铁路。与此同时，苏联陷入棘手而令
人困扰的对芬兰的战争，并削减对国民党人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刚从孤立主
义中逐渐摆脱出来，而且明确地认为英国比中国更重要。在重庆和自由中国
的其他地区，对战争感到疲惫、绝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5—704 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47—206 页找到。
新四军事变
在这种环境下，毛号召大力扩展，这或者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认为蒋不
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项紧急准备，尽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国共发生分
裂。在华中，从 １９３９ 年最后几个月罗炳辉的第五支队与高邮湖附近韩德勤的
江苏军队发生冲突开始，战斗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不断增长。在随后的几个月
里，管文蔚的部队全部沿长江左岸运动，并与更北的罗炳辉部保持经常接触。
罗也开始得到取道六支队控制区南下的八路军的一些增援。显然，在苏北和
苏中，一场重大的对抗正在激化。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②严格限制他
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
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９ 月，第三支队也
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部直
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
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
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 １９３８ 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
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
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
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
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
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
令。１９４０ 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
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
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
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 ７ 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
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
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
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
达到高潮。在 ４ 天里，韩的第 ８９ 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
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
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
德勤到 １９４３ 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
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
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１２
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撤出皖南和苏
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
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
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 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①１２ 月 ２５ 日，
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
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
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
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 ９０００ 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
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
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
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
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
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 １９４６ 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
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１ 月 １７ 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
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
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
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
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
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
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
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
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
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
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
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
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