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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 250 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155 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 66—67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20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45—246 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 １９３５ 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 １９３６ 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 ３０００ 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１５ 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１９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 ９０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35—240 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
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59…260 页。
中国的新心态，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
从 １９３６ 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 ６ 月至 ９ 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 ７ 月 １３ 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 １９３１ 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 ２０ 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值达 ４５％。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 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 １２ 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 １０ 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 年 10 月 4 日，第 25 页。
② 《大公报》，1936 年 12 月 13，第 1 张第 2 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 ３ 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 １２ 月 ４ 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
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
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
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
南京。①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
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
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
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
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
乎是 １０ 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 142—148 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
１０ 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１０ 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 １０ 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 １９３７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 １９１５ 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 １０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Ｔ．约翰逊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 １０ 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