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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
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
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
们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 ２２ 人，包括五位年
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被枪杀。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
“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0、100、108、140—141 和 143—144 页；郭华伦：
《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4 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 1929—1930 年几乎完
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68—71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6 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 2 页。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
年 1 月 25 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 95 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 年 1 月 20 日），载于《党的改造》第 3 期 （1931 年 2 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18—221 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权力关系》，第 135 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
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
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
斗争在 １９３１ 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
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
然而，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 １５ 个左右的农
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
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
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１９２８ 年底毛泽东和朱德
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②另外两个苏区
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
长的权力；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
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
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 １９３３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
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
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
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
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
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
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
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
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 78 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11
页。
③ 1939 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50—259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51 页；《社会新闻》，第 6 卷第 19—20 期（1934
年 2 月 27 日），第 26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183—184 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3 页。
④ 《红旗》，第 29 期（1932 年 1 月 25 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5 和 367—368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64 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 １９２７ 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 １９２７ 年中共第一次转移
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
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
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
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
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
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
内涵。虽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
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
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
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
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
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
及在 １９３４ 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
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
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
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
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 ２８ 个
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 ２８ 人中
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 2 卷，第 306
页。
③ 《斗争》，第 47 期（1930 年 2 月 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 6 月 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 １９３２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