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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１９３４ 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 年 5 月 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④ 1931 年 9 月 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02—30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38 页；《红色中 华》，1934 年 7 月 26 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183 和 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100 页；《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
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
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
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
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
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
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
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１１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
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
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１９７１ 年在香
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
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
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页；和托马斯？C。郭：《陈
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
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 189、192 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 75—76 页。李
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 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
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
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
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
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
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
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
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１０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
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对他斗争（即“对
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
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
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
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
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