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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信谊（音）：《从 1927 到 1945 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
年），第 96—97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6 页。
点：（１）“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２）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
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调查，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这 １０ 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
闻报》）上，总共记录下 １９７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③在前 ３ 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 ９—１１ 起。在第二个 ３ 年，即动荡不安的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 年，每年的次数在 １７—１９ 起之间徘徊。从 １９２８ 年起，每年的次数从
未低于 ２０ 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 ５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 ３３％，上升到后 ５ 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的 ３９％。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１９２９ 年发
生的事件总数为 ４６ 起（２３．３５％），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
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 １９３０ 年则不超过 ２０ 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
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１９２９ 年发生了 １８ 起风潮（整个 １０ 年总数为
７３ 起，几达 １／４），而 １９３０ 年仅 ４ 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
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
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
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
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
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
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
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
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
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
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
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
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
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
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
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
③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26—38 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 220 种起因的 197 起
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①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中国论文集》，第 17 期（1963 年），第 225— 226 页。
②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6 年 12 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
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
① 如 1934 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第 198 页。
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
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
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
或甚至被杀死。②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
度过收获前的难关。③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
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
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
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
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
④这个晚清中国及 １７ 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 １０
年期间依然存在。①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
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
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
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
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
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约有 ５０ 名示威者被捕（在 １０ 月 ２１ 日），从而引起了一
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
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
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
了 ２００ 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
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
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
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 １２ 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
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８ 人死亡，至少
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
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
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１０ 月 ２９ 日拂晓）后，这
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
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１０ 月 ２４ 日，２５０ 名被捕的示
②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 年 5 月 30 日，引自《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9 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7 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帝国的控制》，第 441 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 17 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
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 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 2 卷），第 489 页。
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
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
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
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
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
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
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
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
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 １９３２ 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
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
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
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
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
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
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但未能做
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
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
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
在事件发生后 １／４ 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
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
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
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 ２０ 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
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
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
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
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
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
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
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 2/2/973。这档卷
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 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
裴克），1932 年 10 月 25 日； 893。00PR 南京/57（1932 年 11 月 5 日）和/58（1932 年 12 月 21 日），裴 克
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 534—535 页和《中央日报》， 193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