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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别的东西吃。”“不许把家里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去卖。”这样，他因营养不良，终于和夫人一起卧床不起了。他在高等学校教过的学生们听说这件事，多少也给他送来些粮食，可是不能长期供给他。这样，作丈夫的先死去了。夫人躺在一墙之隔的房间，不知道他的死讯，没活多久，终于也死去了。 他家的孩子们好象被送进了福利院。 现在，日本的粮食有很多的进口的，如果再发生战争，海运粮食困难，国民可能会变成龟尾一家。而大众对粮食问题漠不关心，真可谓群愚。 蒲生英男 88岁 爱知教育大学名誉教授 东京 。 想看书来
要把我再送回西伯利亚去
1948年4月，纳荷特加收容所挤满了各地送来的日本俘虏。那会儿，我23岁，以甲等干部授衔军曹，曾任分队长。我1米73的个儿，戴着深度近视镜，乍一看象是个知识分子，于是一个“阿库契布”对我说：“明天开始，给大家讲解这个。”所谓“阿库契布”，就是关压期间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是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联###史，厚一公分左右，我只好天天开夜车阅读，然后给人讲解。幸好没出丑就讲完了，当时可真是如履薄冰啊。 5月6日，乘坐明优丸从舞鹤登陆。日裔美国大兵用手枪敲着桌子，对我大叫大嚷：“你这家伙是共产党员吧？我们会调查你的。把同船的共产党员都写出来。要不然，就把你送回西伯利亚！” 没完没了审问，生硬难听的日语，让我疲劳到极点，气得我昏了头。我们关东军石头陆军学校预备士官学校士官生们，相信我们是为了主上而作战，我们年级700多人中，差不多有一半同学奋战而死。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下做了三年苦工，今天，好不容易回到祖国，可是甚至不让我休息一下。终于，我叫喊起来：“不知道的事，不会回答。” 回到静冈老家的第二天，GHQ（盟军最高司令部）让我去见面的命令就到了。在皇宫前的第一生命大楼，美军军官和看上去是以前的高级参谋模样的日本人，仔细地问了好几次苏联远东红军的配备。 联合国军的蜜月结束了，为了对苏作战、美日尽快开始军事合作。昨天还鼓噪着“鬼畜美英”的“参谋大人”，还想欺骗青年人按着他的调子跳舞吗？不用问，他从没有想一想那些被扔在国境外的开拓团，作梦也想回到祖国、长眠在异乡空旷的冻土中的战友，和在圣战中被杀的不知多少中国民众。我被对美国兵点头哈腰的“前参谋”气得火冒三丈。我的过时情报，对他们没有用处，不过，我想他们一定掌握更正确的最新的情报。 益田实 62岁 高校教师 东村山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导 读
选入这一章的信件，多数是对其他信件的感想和应答，或是对前面已经发表过的特别的信件，或是对整个专栏。这些信代表日本公众中更为广泛的、相互交织的阶层，至少是公众中投书报纸的这部分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没有直接的战争经历，学生在其中占很大比例。总的说来，女性投书者多于男性。无论什么性别，这一章投书人的年龄比全体写信者的平均年龄要轻。总起来说，这些信构成人们对这场战争和对所有战争的群体反应。1980 年代，一般日本人对于二战已经不大理会了。《战争》在朝日新闻专栏出现，很搅动了一些人的心。与其拘泥于个别案例的探讨，如该报前辈所做的那样，这批信的作者对如何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注入了更多的关注。 遗憾与觉醒这一总的意向，在这一章所发表的信件中随处可见。《战争》系列书信的出现，迫使许多人思索所谓全民族的“不幸”这一主题。对许多人而言，谈论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所造成的牺牲，或是折回头谈论战时的全面匮乏，是相当难堪的。 有些人写到战争的起因，讲述战争进程。许多人觉得，尽管破坏发生，生活一度中断，他们辩解说，是被迫进行战争以从盟国的包围中解救自己。有人对战争罪行审判心怀怨尤。有人觉得单把日本挑选出来加以惩处，是残忍的，也是不公的。事实上所有的挑起战争的人都干过可耻和罪恶的事。 看到这些信中的许多封都直接指斥天皇的罪行，并不让人意外。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兄弟如何为那个命令他们去打仗、去送死的天皇卖命，他们愤怒地责问，对于将日本拖进战争，他是不是可以不负责任？ 贯穿在每封信里的共同恐惧，还有对和平的渴望，即使只涉及到对战争的思考，也非常敏感。没有人希望扩张日本的陆军与海军。恰恰相反，有一种普遍的“再也不要”的诉求，无论指个人感情经历，还是集体罪行。这有助于解释几乎弥漫于全体现代日本人中的厌恶：对任何意义上的重新武装。没有细细品味自己一方对日美安全关系的需求，大部分投书人都反复重申，他们反对在日本建立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军事力量。殊不知这一点本身就是对战争发动的鼓励。在日本，关心政治领导人当前行为已经蔚然成风——而这些政客中的许多人则支持战后修宪。一个例证可以对此予以说明，但几乎没有一位朝日新闻记者会否认：无论麦克阿瑟在日本做了别的什么，他灵机一动加进宪法的“第九条反战争条款”，确实是日本民众关注的热点。 。
他把旗子扔到地下
有些事情，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每年，报纸和电视台都要播放关于战争的特别报道。讲述战争的悲惨，但很少触及这场战争的根源——天皇。那些流着眼泪述说着战争如何残忍的人，对天皇的名字提都不提。为什么？事实是，无论我们怎样遍读历史书籍，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天皇的命令，仗是打不起来的。他握有最高发令权。不错，从法律上讲，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然而，为了让全国接受这一点，有些事情应该澄清。 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同学S曾将一面塞到他手里的小旗扔到地上，他说他不想恭迎天皇。他说：“天皇让我父亲死在战场上，我凭什么要尊敬他？” 他的父亲曾发誓对天皇忠诚，发誓遵从他的命令，并在前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在一个小孩子心里，也充满着深深的愤恨与怨尤。 不仅限于天皇，对于战前种种弊端，人们的感情到底改变了多少？一提起天皇就不能说真心话了，这是我国的国民性。所以，类似的悲剧未必不会重演。 箱田敦子 45岁 家庭主妇 东京
可以自由讨论才是光荣的
我衷心同意箱田女士的意见。谈论我国卷进的这场战争而不提天皇，就没有真实性可言。战败以后不久对内外发布天皇人间宣言，已经四十年了。现如今，天皇和日本公民正从这个起点上努力工作，创造光荣的未来。将天皇依旧当作禁忌，实在很荒谬。我们应当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超越旧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而仅仅作为人和人，自由地讨论真实的历史。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听见青年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也曾经深受感动。我的一个战友英勇战死的场面，直到现在还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究竟什么使得这些年轻人甘愿赴死？这不正是一伙人改造另一些人的最可怕的证据吗？我们日本人如果不将所有这一切公诸于世，就永远走不出战争阴影。 关于天皇的问题不应该看作是高踞云端之上与己无关。应该有一场自由的讨论。我相信，唯其如此，才得以将光荣的未来带给我们日本人。因为只有这样，天皇才能作为人间天皇，受到国民的赞美与祈福。 山津纯三 68岁 退休 乌栖市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反战的自由与责任
刚一投降，东久迩宫内阁就提出进行“一亿总忏悔”一亿总忏悔：日本投降后第二天，即1945年8月17日成立了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的皇族内阁，为了从投降以前顽固抵抗、号召“一亿玉石卒”的军国主义狂热中体面地过渡到投降、被占领状态，东久迩宫内阁提出全体国民都要承担战争的责任，反之，结束战争则出于天皇的仁慈，以此维护天皇的统治。所以这个口号与一般地主张日本人应反思战争形似而实不同，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认定所有日本人对战败都负有责任，应当全体一致毫无异议地进行反省。似乎是，我们已经同意按全部人口平摊责任，领袖人物从而被豁免。 最近一段时间，全体国民都是战争加害者，对于战争全都负有责任的说法流行一时。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一见解忽略了自由和责任其实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这一事实，而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首先要看看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究竟享有多少自由。 比方说，那些从一生下来就被系统地灌输军国教育的人，有可能批评战争么？他们有可能获得知识，以识破“大东亚共荣圈”，或者“八弘一宇”这类口号的骗局么？他们怎么能发现日本军人干下的暴行？他们有拒绝应征和离开军队的自由么？那些完全不知情、脑子里灌满“圣战”的人，有责任吗？这不是要求国民具备上帝般的全能全知？ 这种片面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讲不通，甚至混淆了真正责任所在，因而是有害的。 杉木光司 61岁 退休公务员 横浜市
父亲不许我回家
自从我收到红纸条儿、踏上军旅之途，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得当时福冈县的乡亲们聚集到竹桥火车站为我送行，我向他们保证：我“要作天皇马前卒，不死不归。”那天，我母亲正病倒在床上。我离开了父母，抛下了我的工作，贡献出自己全部青春以保卫祖国。 军旅生活的恐惧、饥饿和屈辱，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这些，我们全都忍了，因为《军人敕语》中写道：“长官之命却朕之命，汝等谨知。”就因为天皇的命令，数千名士兵玉碎瓜岛、塞班和硫磺岛，冲绳惨遭蹂躏，广岛和长崎焚毁在原爆的尘埃中。 在中国的北方，我总算拣了一条命。投降之后，回到日本，却不能回家。先父那时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不许他打了败仗的儿子回村。 我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天皇应该退位。就算他在麦克阿瑟统治期间不能退位，后来这么做的机会多得是。近卫文NFDA7氏在《近卫日记》中写道：“当此（战败）之时，（天皇）不仅应当退位，而且应当退居于仁和寺或者大觉寺，供养阵亡将士英灵，此外别无他途。而敝人亦当追随左右，无庸赘言。” 三百万阵亡者，内地全体国民以及全体从军将士，他们作战，服从的不是军阀的命令，而是天皇的命令。 首先，天皇必须承担责任。这是战后日本恢复道德勇气的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唱君之代，因为这首歌是祝愿皇族兴旺繁茂的！ 古宫杜司男 69岁 市议员 町田市 。 想看书来
保存悲剧遗痕
不久前，一名从夏威夷来的高中生——他是第四代日美混血儿——告诉我，珍珠港被击沉的战舰，依旧停在她们当初的泊位上。德国人对于战火造成的废墟，专门划出一定的区域，原样保存。日本的做法正相反，修建广岛原爆纪念馆这类东西，淡化了战争的悲惨。 我住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