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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段时间忐忑不安之后，公孙龟年心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心情平静下来的公孙龟年，总是想起老战友、好朋友的高旭旺。
高旭旺何许人也，公孙龟年原所在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
在公孙龟年心目中，高旭旺的恩情是难以言表的。
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出事并受处分之后，为他精心张罗，在军内为他频繁指派任务，频繁调动工作，频繁得令他如澳洲袋鼠一般不停跳动，从创作员、干事、后勤助理员等，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工兵连排长，为他逐渐消除尽净“纤夫”的遗声遗色，从而使他从“纤夫事件”的瓜葛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纯粹军人“公孙龟年”；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转业之前，消除掉他的档案中，有碍他前途命运的实质性内容，只在“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栏内，笼而统之填写上一句“曾受过留党察看处分”，而在不失原则性前提下，使“纤夫事件”实质性内容阙如；否则，地方上哪个单位哪个部门，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笔名叫纤夫的诗人呢？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被全国通报“所有书、报、刊编辑出版单位，不准再发表和出版其作品和有关介绍、评论文字”的“钦犯”呢？
公孙龟年在生出对高旭旺绵绵不尽感激之情的时候，也为自己过去某些小小狡猾伎俩而不无庆幸。比如，笔名“纤夫”，打从“文革”之后，他把那本地下刊物《我们》编者，给自己起下的笔名“千夫”，谐其音改为“纤夫”，第一次使用它公开发表诗歌作品时起，直到三年前不再发表作品为止，他从来就没有让这个笔名和本名“公孙龟年”，作为铅字一块出现过。他至今没有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可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并应编者要求附带让作者自备“自我介绍”文字，以备刊用的时候并不少，但在那些文字中，以及在别人为他写的评论文字中，他从来没有让出现过，“纤夫原名公孙龟年”之类字眼。甚至，直到老实的妻子杜花团，把那封有关部门的追查信，封面上写着“转诗人纤夫所在单位领导收”的追查信，原封不动地转寄部队领导之前，连部队也没人知道，“纤夫”就是他公孙龟年。
这是公孙龟年刻意为之的结果，这也令他犯事之后受益匪浅。
在公孙龟年受处分不再发表作品之后，在他走马灯般转换过的那些部队工作单位里，即使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也鲜有人知道公孙龟年即诗人纤夫。这既得益于高旭旺对他人事档案不失原则的技术性处理，也得益于他在部队养成的“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保密观念，和这种保密观念转化成的，对###染指的提防心态。当然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他犯事时，他的工作单位性质和对犯错误者的客观要求。
公孙龟年原来工作单位是一个部队绝密单位，素有“红色保险箱”之称的部队绝密单位，对外界接触是有严格规定的，包括向外投稿，既是不准涉密的，也是要求尽量不使用真名实姓的。
在这样单位工作，对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据说战争年代一般处理方式是让其“消失”，这种“消失”包括枪毙，也包括使用其它技术性的“自然消失”；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处理办法则绝少使用“人身消失”的办法了，一般处理步骤是，先隔离涉密岗位，再进行严格的警告“洗脑”教育，最后才是背着处分转换环境。轻者留党查看、降职留用到非涉密单位工作，重者开除党籍军籍贬谪为民，或长期劳教或判刑服刑。但无论哪种处分，在岀事人员的档案处理上，其犯错误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是要进行“空泛化”处理的。其出发点，依然在于防止泄密。这也是公孙龟年的档案中，看不到丁点儿“纤夫事件”影子的客观原因所在。
当然公孙龟年自己的狡猾伎俩也不能不说是他后来的一种保护色。
对“文革”政治公孙龟年并非心无余悸。他那浓烈而又总显偏执的诗人气质，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思考，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的行藏，常常是那样的不协调。他的诗作品表现得总是一种浓烈的入世情怀，而他与诗界却从来没有过直接性交往，连他的投稿，他与报刊编辑部的来往信件方式，都是特务性的，全是通过自己当乡邮员的妻子茹花团来中转进行的。他陶醉过自已的名声，他诗情狂放不羁，但在为人处事上却又冷静得要命，有时冷静到谨小慎微程度。
其实，无论过去作为一个行为严谨的职业军人，还是一位思想放浪、胆行无羁的诗人，还是如今作为一个已经弃诗而希图另起炉灶干一翻事业的军转干部，公孙龟年还是显得太单纯了。且不说军队并非真空，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对于他这样一位中国文化界重大事件的当事者，即使保护者再有多大本事能为他消痕灭迹，为他保密，但真正要做到又何其难？谁敢为友情把自己政治生命拿来作赌注？再说，就算高旭旺真为保护他，为他创造了一个真空和屏蔽，但在中国强大而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政治触角面前，不是也显得蝉翼般微薄而不足道吗？
正当公孙龟年波动的心湖，渐渐平静下来，以为尽管转业分配到一个与自己有干系的《场》杂志，却是自己从未涉足过的一个省份一座城市一方土地，在这人生地不熟悉的地方，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底细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就在这里——《场》杂志社，至少有一个人是了解他全部底细的。
这个人就是《场》杂志总编辑唐风。
另外，还有一点公孙龟年也不清楚，在他受处分后，做他保护伞的，不仅有他的部队朋友高旭旺，至少还有两个更为重量级的人物，一个就是总编辑唐风不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就是唐风的老战友、现任该省省委书记的高大印。这位高大印书记不是别人，正是高旭旺的父亲。
选择转业到该省，是他自己决定的。选择分配到《场》杂志社工作，却是组织决定的。不管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还是一种人为的结果，他公孙龟年的人生新故事，还将在他自以为已经了断了的历史上延续。
这天，照样看社史资料，照样看杂志合订本，如公孙龟年自己所说，这是他“进行从军人到老百姓转化的自我培训”的一个普通日子。
晚上，总编辑唐风来到他住的招待所小屋。
老头子一般情况下是从不串门与人闲聊的，无论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均如此。即使对新调入刊社工作的人员需要谈话时，也总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很少有离开他自己办公室，专门置地方找人谈话的时候。
像今天，专门找到公孙龟年门上，在唐风，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寒暄，一进门坐到床边，唐风就征询公孙龟年意见，问他，具本想干什么工作？想到哪个社里部门工作？今后在事业发展方面有什么打算，比方，有些什么具体写作计划之类没有？
公孙龟年说，“首长，我对办刊是外行，什么都不懂，学习干点儿什么都行，我听从组织安排。”以上公孙龟年说得都是实话，至于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虚伪，有点做作，“至于今后应该写点什么，或者能够写点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过去拿枪不会写东西，现在到了一个拿笔的单位，我确确实实，还是想学着写点什么东西的。”
唐风说：“龟年同志，记住，以后再不许再叫什么首长！这里没那个规矩，也没那个习惯。以后就叫我唐风，或者老唐好啦！”
公孙龟年随即应道：“是，首长！”
唐风笑着说：“你看你看，答应着，就又来了！”
公孙龟年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改口道：“是！老唐！”
唐风说：“这就对了！你先说说，有什么具体想法好吗？别不好意思，我好提交党组和编委会讨论时，决定。”
公孙龟年说：“要不我先跟着机动记者部同志实习一段时间，了解了解社会，也学着采访采访，学着写点纪实类文字？”
唐风听罢，笑着点了点头，那笑分明带着某种意味深长。
公孙龟年接着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能到咱们《场》社工作，也算进了文化圈了，也应该当以一个文化人要求自己，不学写点东西，不培养写点东西的爱好，那就亏自己啦！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
见公孙龟年如此说，唐风竟然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笑着，可能唐风自己也觉得未免唐突，未免会引起公孙龟年某种敏感或者误解，急忙煞住。然后扭身对住窗外，望着院中莲花池中央那组月光下朦胧中的雕像，似乎是不经意地扭转了话头说：“好文而负重啊﹗龟年同志，你可知道，那位黄河纤夫脚下的动物是什么吗？”
公孙龟年脸一下子红了，老实答道：“过去光知道那东西叫贔屓，以为是鳖或者龟一类动物，对其典故出处确实不清楚。”
唐风点点头，不无意味地说：“是啊是啊，许多人都认为它是龟，或者认为是鳖。其实呢，它非龟也非鳖，它是龙子哟！”
唐风见公孙龟年听得专注，接着说：“传说龙生九子，个个都没能成龙。此贔屓就是他九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有说是老三的。依我看，说是老九更恰当些儿。‘文革’中不是有‘臭老九’一说吗？这老兄就属于‘臭老九’，是知识分子噢！好文且爱负重，是专门为历史为时代树碑立传的。”
公孙龟年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惊，嘴唇不由翕张一下。
唐风是否感觉到公孙龟年这一细微表情，只见他不动声色地突然把话锋一转，笑微微地而又庄重地说：“知识分子总算是走过那个恶梦的年代喽！我们这本刊物，我们这些人，也是为历史为时代树碑立传的，为时代英雄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的，当然也为时代现实中的各色人等树碑立传。”
唐风说到这里，轻轻叹了一口气。
“要知道，这‘树碑立传’很不容易。才气和热情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有时显得反而次要，更为重要的是良知、良心、胆魄、胆识，当然也还有智慧。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历史最好时期，但也是一个最具悖论性的时期。按历史发展规律可以说是顺流顺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千回百转归大海。但是，如果以发展前进的难度讲，却是革命性的，是鼎故革新、摧枯拉朽逆势逆行，是拉上坡的车，是开顶风的船，像喊着号子，拉着纤绳，向上游躬身行走的黄河和川江的纤夫们，像身负碑铭逆水而上的贔屭。而对于我们这些树碑立传者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是纤夫，也是贔屭﹗龟年同志，你长期在部队工作生活，对一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对一些冰消三尺非一日之暖的东西，可能体会不深，以后，搞文字工作，你恐怕会体会得很深很深的。”
唐风的话庄重而又中肯。虽然话中几次提到“纤夫”二字，但那是一种自然的提及，并非着意的暗示，这令公孙龟年开始时产生的一点惊觉心绪，于不经意间得到消解。此刻，他只觉得唐风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