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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康没有惊人的记忆力，却有动笔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对那些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事，心中产生过看法却没有表露自已看法的事，与人发生过过节或者重大争论的事，他会详详细细、点滴不漏的记录下来。当然，这日记是他的秘密日记，是连妻子叶秀子都没有让她看过的。但他们毕竟是恩爱夫妻，即使隐藏最深的秘密，他都不可能不在他们二人的小天地里没有所表露的，何况这些秘密，又并非是关乎他们夫妻间忠贞不忠贞的秘密呢，杨大康也并没有更多地想到，要去要防范自已的妻子。
049
月刊《场》杂志在正式公开发行之后，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发行量在创刊号5万多份基础上，其后四个月，月月都是以翻番的速度直线飙升的，10万多份、20万多份、40万多份、80多万份，到了正式公开发行的第五个月，也即这年的12月份，虽然不再是以翻番速度的上升，但却突破百万份大关，达到105万多份。如此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喜的，却也是令人感到担心的，不正常的，总编辑唐风深为忧虑。
唐风此种忧虑心情的加深，还来自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一次告诫。有一次，两位老战友在一次深夜谈心之后，省委书记高大印对唐风说：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不搞不行，操之过急也不行。操之过急，就好像让当惯了丫环使女的小姑娘，让她一下子去做贵家小姐一样，那腰板是挺不起来的，你非要她硬要她挺起来，说不定她干脆就跪下了，爬下了，那是要出事的。因此，唐风在制定新的年度办刊计划的时候，决定再搞一份，以保持刊物持续发展为基调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
总编辑唐风的五年发展规划草案，其要点如下：
一、不求一味企求刊社经济效益的高速度高增长，但必须注意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大影响。刊物每期发行量控制在150万册左右即可。使刊物真正办成国内一流的，具有政治性、新闻性、资料性、文学性及可读性、可存性于一炉的，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既提供暂新理论思考又提供暂新实践经验的，一份重量级刊物。
二、改革传统管理经营模式。保留刊社全民事业性质，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路子。从第三年开始，不再享受原来由国家财政，对人头和事业经费的全额财政拨款，完全实行自收自支、按章纳税的自负盈亏，并据此实行人、财、物与责、权、利相结合的全新管理经营机制。
三、合理发挥日益增长经济效益作用，让经济效益更好地转化为更大的社会效益。刊社的创收，除按章纳税、支助社会公益事业外，用于提高刊物内在与外在质量﹝包括适当加大刊物纸张、开本、设计、印刷、作者稿酬等直接成本⒘糇闶乱捣⒄怪茏式鸬龋约案纳瓶绻ぷ骱蜕罨肪程跫渲邪ㄖ肮と司鋈耸杖氲奶岣撸褐每绨旃〉睾托陆ㄖ肮に奚崧ィ考颐炕О沧暗缁啊⑽尴叩缡又嗟墓ぷ骱蜕钅勘辏苍谥氐憧悸侵小Ｒ痪浠埃眯б孀缁嵝б妫仁侵赴凑履伤啊⒅е缁峁媸乱抵喽陨缁岬闹苯庸毕祝彩侵阜⒒幽诓恐肮ご丛焐缁嵝б娴幕浴�
唐风的发展规划意见，是作为一个初步思路，在年底一次编委会上提出来的，并在元旦组织的全社辞旧迎新大会上，以编委会名义交付全社职工讨论的。此前，刊社虽经省里正式批准成立，批了人员编制并定为副厅级别，任命了唐风为总编辑兼社长，副厅级，但并没有宣布成立党组，任命党组成员。党组是公孙龟年转业之前，省委才确定并任命的。所以，由唐风原来提议组成的社编委会，就也因为刊社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不是社长负责制的社委会，事实上成了刊社的领导机构。
当天晚上，杨大康日记，他本人称为《备忘录》，是如此表达他自己对唐风这项改革的看法与意见的——
“老头说，如果实现刊社这项改革，我们大概就是全国书报刊出版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功莫大焉。我们都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老头还说，他个人认为，我们失败的可能性，要小于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流是不再可能逆转的，是得党心也得民心的，因而，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我本人却并不如此看。老头子可能是把刊社，作为自己的一块资本主义复辟试验田来经营的。一本刊物难道可以等同农村土地？土地是物质的，没有阶级属性的，走大寨路也罢走联产承包之路也罢，土地都是国家的。而一本刊物就不同了，它的本质属性是精神的。老头子你想把刊物当你自己的‘土地’，在上面种你全盘西化的‘精神庄稼’，你那动机，无论被你说成是多么冠冕堂皇，都只能是一个：你是想向党向社会主义道路反攻倒算的﹗除此之外，岂有它哉﹗我敢断言，你的成功大于失败的狂妄预言，注定会是时代与历史，打在你自己个脸上的一个大巴掌﹗予谓不信，请拭目以待。”
在以后的日子里，杨大康此类的备忘录，还记下许多。
刊社改革的艰难曲折，真是难以一一备述，有刊物编辑方面的，有刊社管理经营方面的，有人事和职工利益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常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前进发展的，而非一进三退的那种穿了新鞋又走老路。
这是令杨大康对自己的预言，多少是有点懊恼的。
但真正令杨大康懊恼的，却是他悔恨自己错失前途良机。
《场》杂志社的事业果真越做越大了。
原来一本定价只有元钱的刊物，在几乎同类同页码的刊物，在定价上连年搞翻番，以试图遏制由于发行量大幅度下跌，而纸张价格急剧上涨，以及印刷、邮发、稿费等直接成本也相应大幅度加大，经济效益却下降的情况下，《场》杂志定价虽也逐步进行了调升，但却始终没有突破，国家一个印张不超过元的额定指标。而且刊物不仅保持着130万册左右的高发行量不说，连用纸档次也越来越高，还率先在全国使用了彩印和国际版本。与此同时，刊社内部也真正做到了工作与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变，有了梅辉大街43号院独立办公场地，有了每户平均一百平米多的职工宿舍楼，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大小几部车辆，取得了让世人为之眼热的改革成果。
但以杨大康的眼光看来，《场》社的所谓改革成就，那都是以牺牲党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最基本原则为代价的。令杨大康为之沮（怚）丧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部门，似乎都被《场》社巨大经济效益蒙住眼睛了，不仅刊物发生过的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错误、准错误，没有引起应有关注，更有甚者，《场》社的改革经验，还被中央和省里有关领导部门视为典范，几乎要成为整个宣传文化战线，一种改革的范式路子，予以推广了。
杨大康终于难以再忍受自己这心灵的也是政治原则的煎熬。
杨大康第一次主动地找了马斌，想要向亲爱的老首长倾诉一下衷肠。此时，他已是《场》社编委、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除排在他前面的，由省里直派来的，或许是唐风主动要求，或许是省有关领导硬性安插的，两名副总编辑秦路、宋玉，名义上分别分管编务和行政事务之外，杨大康是刊社事实上的唐风第一助手，总揽（搅）着刊社真正大权。而此时的马斌，虽依然是省委组织部长，但那已是兼职，他更重要的职务是省委常务副书记，是排名在省委书记、省长之后的全省第三把手，其权之重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解放前原为本省督军的一个老军阀的府第，现为省委省政府办公大院的后半部分，几排专供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们合家居住，而分割为单独二层小楼小院的其中一套小院，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马斌在家中接待了杨大康。
马斌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见杨大康一进门，就以带点儿调侃味道，但却透射出，只有对格外亲近的人，才会使用的那种语调说：“嗨，我说小杨呵，我还当，你把我这个老头子早忘了。你再日理万机，总不会比我这个如牛负重的老头子更忙吧﹗怎么就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啊？”
“尽瞎忙活，不过再忙也不能和老首长比，主要还是害怕给老首长添麻烦。这次想来找老首长谈谈心，还是左思右想才下了决心的。我们总是在电视里看到首长的，一有首长镜头，秀子她就大呼小叫，快来看快来看，马书记显得比过去还年轻啦，并且她还总是埋怨，咱们就不能抽个空儿，一块看看马书记？你看她说得倒好！刚才我还叫她一块来，可她呢，又得加班。阿姨她好吗？我家秀子经常念叨她哩！”
“好好好！”看来马斌还是依然喜欢这位谦恭而又总是说话得体的年轻人的，这时马斌朝走廊那边的套间呶呶嘴，那里，传来马斌老伴和家里两个小保姆，一块逗弄他最小孙子的声音，“她呀，也经常提起你们俩口子，小杨小叶怎么样啦，再忙，也总该来串串门呀？”
“嗨，家也安了，两个孩子也从老家接回来了，一天三顿饭得自己做，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得接送，工作还不能耽误下，老唐同志对工作要求又细又严，简直到苛刻程度，常常加班加点不说，抽空儿呢，还得想着我家的两位老人和秀子她老娘。真是还不如不安家时省心，那时可真是像赵树理小说里说的，一人吃饱，饿不死（是）那条小板凳！”
“呵呵呵，是呵是呵，你们也得注意点哩。那是一部什么影片来着？对对对，叫《人到中年》，人到中年时候喽，中年知识分子身体负担和心理负担都是最重的时候，是最容易出事的。不过，我听说你们的工资都很高，可不敢吝惜那两个钱钻钱眼啊，不行，就雇个保姆算了，腾出些家务，可以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工作上，和孩子们的教育上嘛！”
“我们也这样想过。”
杨大康没有说，事实上，他现在就已经僱着一个媬姆。
“怎么，工作还算顺手吗？”
“唉，顺手到还顺手，就是不太顺心。”
“噢，顺手不顺心﹗怎么个顺手不顺心？”
于是，杨大康几乎把这些年来自己“备忘录”上记下的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倾诉了个干净。杨大康怕占用马斌更多时间，当然也害怕自己说得太啰嗦引起马斌的不耐烦，语速很快，也希望说得尽量简洁明了，倒是马斌不时提醒他“慢慢说”“细细说”“又不是要赶庙会看戏，你着急个啥”，这倒令杨大康逐渐放下心来了，语速也慢了，讲事也细了，在有些表达自己当时看法之处，特别是那些他平时埋藏心中，虽有看法但也无行动之处，临场发挥，加上了许多情节细节，许多事情，经他一加工，都变作他自己敢说敢为，坚持党性原则立场的故事表述了。
“我一直铭记着，老首长送我到《场》社时那番语重心长教诲，有一根弦始终是外松内紧的。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危险性问题，按照谁家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问题严重存在，并且愈演愈烈。比如，旧知识分子一遇适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