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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韧性和魅力，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精神，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亿万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和强国意识，它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散而神不散的大融合的格局与气派。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纽带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考验。中华民族终于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强国的姿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巨人般迈向未来的步伐赢得世界的尊敬。
三 再铸辉煌
大一统之后，往往伴随着盛世的出现。
中国传统社会几个著名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在版图确定的前提下出现的。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富强、经济繁荣的保障。
传统中的盛世大多集中出现在某个统一王朝建立的初期或前期。这是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目睹或参与了推翻旧王朝的战争，痛感民力不可欺，民心不可违，如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和玄烨等，因此，他们在充分吸取前朝覆亡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调整政策，革新政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而使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终达于盛世。
我们知道，所谓的“盛世”，就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社会安定，人口众多，国富民足，经济领先于世界，文化发达的宋朝也称之为盛世呢？显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盛世还有其他的标准。中国人的盛世情怀，不但表现在文治方面，还表现在武功方面。文治武功，是盛世的双翼，缺一都会失重。宋朝富而不强，一个庞大的经济巨人，外患不除，苟且隐忍，冲淡了国人的自信与豪情。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出现盛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6）
国泰则民安。汉朝文景二帝和隋唐时期针对边地敌对政权制定了适当的政策，明成祖六扫虏庭、郑和下南洋、平定安南之乱等，以及康乾二部在平定边地叛乱和外敌入侵方面都体现了强劲的国防实力。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盛世缔造不易，却失之简单。文景之治后，汉武帝穷兵黩武，国力渐衰，“开元盛世”之余便是“安史之乱”，“永宣之治”不过十余年后，便有“土木之变”的爆发，而清朝统治者还陶醉在康乾盛世的美梦里便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无所适从。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闻战必惧，鲜有胜仗，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为受挫。近代大半个世纪里，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经历各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唤醒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激起了潜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取得了民族独立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它所激发出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政治清明，经济腾飞，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国防强大，中华崛起指日可待！
《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解析了我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历程，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也持论公正，不无道理。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培养中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因为只有爱国之心才有历史的归属感，文化的归属感。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历史与自己无关。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所要发见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时间，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对于历史的永恒期待和对未来光荣与梦想的追求，是提高我们基本史学素养的动力与途径，也是建构文明与道德的基石。遥远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传递这种温暖，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历史读本，来大力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和历史阅读的生活化。
与杨府先生结缘是因为几年前《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的编纂，在交往中了解到他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者型作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宫廷史情有独钟。杨先生既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又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他很注意文章的布局谋篇，对多种资料的选择和剪裁匠心独运，或文或史，不拘形式。《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可以看作是《天朝落日》一书的延伸阅读。全书语言优美流畅，富有激情，相信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有不少启迪和收获的。
（彭勇 历史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天朝落日》主编）
圣贤时代
黄帝以后，在我国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部落联盟领袖，他们就是尧、舜、禹。尧部落的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水流域；舜部落居于今河南北部和中部；禹的先代，最早居于河套一带，禹时迁徙到今河南西部。据历史记载，尧又称陶唐氏，故称唐尧，舜是有虞氏的成员，故称虞舜，禹是夏后氏人，称为夏禹。陶唐、有虞、夏后都是他们氏族或部落的名称。
尧、舜、禹时代，中华文明进一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帝尧时代，社会秩序井然，农、工、牧以及法律、音乐、教育等，都已有专门的管理者了，这些人都是所属行业的专家。比如后稷，是尧的农师，“播时百谷”，教给人民耕作方法，“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后稷因之被后人尊为“农神”。尧的乐官叫做夔，史载只有一只脚，但却是音乐天才，能仿效山川溪谷的声音，据此创作了一支乐曲《大章》。人们听了这乐曲，浮躁的心都会平和下来，减少了许多无谓争端。《大章》也就成了我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首乐曲了。
因为尧、舜、禹的品德好，原始社会出现了少有的安宁和太平景象。后人追述那时的世道说：“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尧、舜、禹最为人们所羡称的事迹，就是“禅让”，即主动把帝位让给贤德之人。这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一种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制度。
关于“禅让”的具体过程，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有一段扼要的叙述：
据说，尧在帝位，咨询四岳，四岳推举虞舜做继位人，并且让舜摄位行政，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舜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舜在位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治水有功的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依据氏族传统，众举皋陶做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做继位人。但禹死后，子启夺伯益位而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
“禅让”的故事，最早出自《尚书？尧典》篇，它客观地反映了尧舜时代部落联盟民主制的良好的政治风尚。多数史家们认为，“禅让”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史实。考诸后来进入中原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族史实，在部落联盟时期，推行的无不是这种制度。
尧舜禹禅让的事，遂成为后世儒家着意美化的最高道德风范。
据《韩非子》等先秦典籍记载，在舜时，国家雏形已经出现，舜把所管辖范围按地区划分12个州牧进行管理，打破了以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每州的首领称为牧。同时，舜还在联盟中央设“九官”，向黎民百姓征收贡赋。且在尧时刑法的基础上，宣布了五种刑法，即墨（脸刺字）、劓（割鼻）、剩（残足）、宫（阉割）、大辟（杀头），还规定可以酌情赦免，用鞭打或金钱代替。这一切，无不标志着国家雏形已经出现，中原各部落已先后进入了阶级社会。
禹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圣贤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禹的时代比舜更前进了一步，饮食器不仅外面涂漆，里面还涂了红。禹十分重视祭祀鬼神，对于祭扫时穿的礼服礼冠很是讲究，与一般居民有较大区别，已显示出高低贵贱之分。“大禹治水”的成功，更使黄河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的雏形。
在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已基本形成了以黄帝族、炎帝族为主，以东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三位古帝还曾多次与南方的九黎三苗族发生战争。
大禹治水
许多古老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传说，即远古曾发生过一次大洪水。但惟独在中国神话里，大禹把洪水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就是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意义。关于大禹治水的功绩，无论史书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的记载和传说。远在春秋时，人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我们早成鱼鳖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吟道：“洪水茫茫，禹敷土下方。”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赞美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铜器铭文里更是肯定禹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足见大禹治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传说。
传说上古时代，天地茫茫，洪水肆虐，人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原始居民的哭声惊扰着尧帝那颗仁慈的心，尧帝日夜忧惧。四方的部落首领们，一致向尧推荐鲧去治水。
鲧是有崇氏部落的首领，古书上记载鲧号“崇伯”，住在嵩山，即现在的河南登封市境内。鲧在建筑方面有才能，他受命治理水患，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治水，想把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