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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第十一章、《吕氏春秋》蕴含的商业智慧
一、商亦有道
经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过即使如此，《史记·货殖列传》竟也遭到了历代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责难，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责司马迁为商人作传、公开言利，是伤风败俗之举。甚至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商业也是很不受重视的一业，“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名声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词，好像是专门为商人准备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不仅耻于言利，还耻于言商。如汉初的贾谊、晁错等人，只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晁错在《贵粟疏》中进一步说：“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nbsp；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可以从晁错的文章中找到根据。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过风险投资发迹之后，也耻于言商。他做了秦国丞相，一心想着经国，早已忘了经商。他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中，大谈如何治国安邦，甚至谈到了如何养生，却绝口不言商。所以，总结吕不韦的商业思想，我们只能从其所作所为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在号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中，即使里面没有一点涉及商业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寻觅到许多放到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的道理。换言之，这本书中也蕴含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思想。
《吕氏春秋》在开篇“孟春纪”中，便指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不妨简单地理解为“道理”，这“道理”包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富贵，却不懂“道”，那么，富贵对他来说恰恰是祸患，还不如让他贫贱呢！
人没钱不一定幸福，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许多人有了钱之后，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离心、朋友反目、兄弟阋于墙……这就是“贵富而不知道”。
“当务篇”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这个故事说明：就连强盗也有“道”，何况其他行业！盗跖总结的“大盗”应该具备“圣、勇、义、智、仁”，否则是成不了大盗的。这“圣、勇、义、智、仁”，即是大盗的“道”。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即都有其业内人士应该遵循的规则。不知“道”、不遵守“道”，是无法在某一行业混下去的。
经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经。
虽然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中国商人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经商的名句箴言。如：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商是通财路，市是聚宝盆。
●七十二行，商是桥梁。
●要经商，走四方。
●开门七件事，件件连着商。
●民安物阜，商安货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万贯，不如开店。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
●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
在《吕氏春秋》通篇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许多道理也适用于商界。下面笔者略举数例——
二、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不言利、不逐利，就不是商人了。
但是，商人逐利，也应有道。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说明高明的商人，是善于投资、善于让利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或微小的利益。吕不韦在子楚身上的投资，便是去小利、得大利的经典实践。
春秋时，范蠡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曾多次散财救助贫困朋友和家乡父老，即《史记》中所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有意思的是，范蠡并未因乐善好施而影响他积聚财富，反而“三致千金”。这倒应了《吕氏春秋》里的话：“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或许，这是上天对“富好行其德者”的报偿。
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经国巨贾吕不韦（19）
这种计利要为天下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虽然是针对“天下之士”讲的，对商人也同样适用。
商人只知赚钱，充其量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殊不足取。成功的商人、高明的商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也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应该有各自的精神追求，没有哪一个人甘愿吃吃喝喝地度过一生。
胡雪岩曾说：“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是故，有德之商，多好行其德。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为鸿商大贾也。”
可贵的是，中国商人自古便有报效国家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派兵###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行至黎阳津，得知秦国大军即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星夜回郑国报信，自己则选肥牛二十头，冒充是郑国的使臣，拦住正在前往郑国的秦兵，声称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秦将孟明闻言大惊，说：“吾师千里远涉，正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遂打消了袭郑之谋，转而偷袭滑国。
这位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献牛秦师的弦高，可谓最早的“爱国商人”了。事实上，每到国家危亡关头，中国商人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胡雪岩就深谙“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在湘军攻打太平军盘据的杭州城时，他买米十万石送给湘军做军粮，并筹措白银十万两劳军，要求湘军攻下杭州后不要伤害杭州的老百姓。清军占领杭州后，清军和浙江人都感念胡雪岩的恩德，将大量银两存入胡雪岩的钱庄。多财善贾，胡雪岩凭借雄厚的资本从事贸易，不几年便赢利逾千万。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清军的粮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人们的捐助。文中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内外的许许多多中国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的胡文虎先生“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9·18事变发生后，率先捐出两万元支援东北军民；淞沪会战时，他又电汇一万元给十九路军。1941年，他捐献国币200万元作为对抗战伤亡将士的救济款，还买了50万元的抗日公债。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先生捐献的财物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还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达2000万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星岛日报》专门发表悼文，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国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说：
“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长期于成，同人不敏，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谨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与胡文虎先生一样，陈嘉庚先生也是爱国商人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捐款支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9·18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发出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长。该会在南洋各地设有分支机构85个，总会设在新加坡，从多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自抗战以来，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回国平均每月就达2500万元。除了捐款外，该会还招募了3200多名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陈嘉庚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
他不仅热心在家乡办学校，而且在海外也热心侨胞的教育事业，资助建立发展爱国学校、崇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