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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拉起雷云飞。
雷云飞把朱德一行接到乌拉山双龙村的山寨，按“袍哥”的规矩和当地的风俗举行了庆典。
杀猪宰羊，大摆宴席，300人出来作陪，好大的场面和气派。
朱德与雷云飞同饮了结盟的鸡血酒，发誓“患难相顾，富贵同享，永世不忘。”
朱德将刻有自己名字的1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取下，连同8支长枪赠于雷云飞，作为见面礼；雷云飞拿出300光洋和一些礼物回赠答谢。
雷云飞穿行席间，频频举杯向客人祝酒。
最后雷云飞恳请朱德留下，为他出谋划策，以图共同发展。
朱德再三说明他们的志向，婉言谢绝了雷云飞的好意。
朱德一行在山寨上休整了两天，朱德将60名卫队士兵和60多支长枪、短枪和心爱的坐骑大黑马留给了雷云飞，嘱咐他要把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用到正道上。
他们一色商人打扮，朱德骑着雷云飞的“八百红”小矮马，唐淮源骑着大骡子，金汉鼎坐着凉轿，带着几个护卫上路了。
一路艰险，于5月中旬抵达南溪家中。
这次极为悲惨的逃亡，在朱德的生命旅途中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眼前的现实和滇军的经历教育了他，逐渐懂得了在军阀混战、穷兵黩武的旋涡里，根本无法实现他当年投笔从戎、强兵救国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为军阀们卖命当炮灰。
他下定决心同新旧军阀决裂。
他在自传中说：“我是借着唐继尧的毒手，把同封建势力的关系彻底斩断了。”
他从黑暗中冲杀出来，是为着去追寻一条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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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找党找到天尽头（1）
一路艰辛，朱德回到南溪家中，向亲友们倾述了劫后余生的经历，并决定出国，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亲人们听到他这个惊人的决定，如同当空响起了一声炸雷，一下都懵了，纷纷劝阻朱德。
这时，惟独他的妻子陈玉珍支持他的决定。
她思想进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
1917年6月，朱德同她相识后结婚。
这时，护国军改编，朱德所部改编为云南陆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步兵第二十五团，他任团长。
在那个穷兵黩武的战乱年代里，他们家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是个温馨的小天地。
婚后生活，朱德十分满意。
他和陈玉珍都很喜欢音乐，闲暇时，陈玉珍弹琴，朱德吹箫或拉胡琴，他们荡漾在音乐的海洋里，非常惬意。
他们喜欢养花，还修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圃。
为了读书，陈玉珍还特意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他们在那里读书或讨论读过的书籍。
他们阅读孙炳文带来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陈独秀的《吾人之最后觉悟》，李大钊的《政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书。
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传到了中国，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良知。
朱德的家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德、陈玉珍外，还有孙炳文、戴与龄等。
他们常在一起，就世界流行的新思潮进行探讨和学习。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908年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因著文抨击时政，被学堂开除。
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经新任校长严复的力荐，他又重返北京大学学习。
辛亥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因参与刺杀载沣活动，遭袁世凯通缉，被迫返回四川，以教书为生。
后结识了朱德，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受聘于朱德旅部任咨议为其出谋划策。
朱德身边有孙炳文这样一些思想进步的人物，对他不断追求真理，直至走上新的革命道路有着深刻影响。
所以，陈玉珍支持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去追寻救国的新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理解他，总觉得像他这样既有地位又有权势的人，洋房、娇妻、股票、存款，样样都有（解放后，仅昆明市政府代为保管的财产就有：房屋两院23间，房契3张，股票24张，存折7本，息折4本，租约9份），生活在上等社会里。
怎么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放着舒适富裕的生活不过，却要去找马克思主义，去找共产党，硬往下层社会里钻。
的确，此时朱德是名扬四海的护国名将，已不再是14年前从巴山下走出来的穷苦娃儿。
但朱德没有忘本，没有忘掉自己的阶级，没有忘掉自己的国家。
他不是为个人，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穷人去找出路，才义无反顾。
他下决心戒掉了鸦片烟，抛弃了名利、地位，舍掉了股票、洋房，告别了妻儿老小，踏上新的征途。
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是剧变，是决裂，是真正的革命。
朱德这一次的抉择，对他一生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转折，从此改写了他的一生。
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界定，可以说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
没料想到，几天之后朱德突然接到杨森的电报，约他去重庆叙旧。
他虽猜不透杨森的用心，但考虑再三觉得是非去不可。
一则出川必经重庆，不见杨森，难以通行；再则有请不去，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他同金汉鼎商量之后，决定立即动身，应邀赴会。
七、找党找到天尽头（2）
5月下旬，朱德同金汉鼎乘船沿长江而下，来到重庆，受到杨森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人，当年广安与仪陇同属顺庆府管辖，是朱德的小同乡，又是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时的小同学。
他1913年离开川军投奔了滇军，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过队长，护国战争时，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曾与朱德并肩战斗在川南一带，与朱德的交情很深。
1920年，川军和滇军大战，他率部反水，转身又投靠了川军。
这时的杨森，刚刚接任了刘湘的川军第二军军长职务，并兼任着重庆警备司令，踌躇满志，正想争雄于四川，实现其独霸全川的野心。
他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他听说朱德和金汉鼎到了四川，喜出望外，格外高兴。
于是，向朱德发出邀请。
朱德和金汉鼎一到重庆，杨森便施出浑身解数，进行拉拢。
陪着他们去看赛龙舟，游览名胜古迹，每天都是美味佳肴，待如上宾，酒后兴余，就摆起龙门阵，追忆往事。
他们谈到了家乡顺庆府，谈到了顺庆府的中学堂，谈到了云南讲武堂，还谈到了纳溪大战。
杨森为了套近乎，还乘兴吟诵了朱德当年写的一首七言诗：重光祖国借余晖，万众同心用力微。
毳幕腥膻终寂寞，汉家子弟尽雄飞。
喜当年富兼身壮，时正秋高又马肥。
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为国志无违。
杨森想用乡亲、友情这个带子，把朱德拉得更靠近自己。
龙门阵摆得海阔天空。
这一天，杨森终于谈到了正题。
他说：“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呀！衷心地希望你能留在家乡，助我一臂之力，把川军整饬成一支不垮杆子的队伍。
眼下，可先在第二军里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弄个军长、司令什么的当当，凭你的才干，绝不成问题！”
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盛情邀请，表示准备出国去留学，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
杨森一听朱德想去留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说：“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
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已三十有六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呀呀学语，不太累了嘛！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子哟！”
杨森虽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江轮，缓缓驶出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
朱德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亲朋好友，告别了故乡的山水，出三峡、过汉口，经九江到南京，改乘火车，6月抵达上海。
他在肇家滨路一个同盟会的朋友家里住下，花了几天时间游历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到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挂满万国旗子的商船；他看到了外滩上矗立的高大的楼群和棚户区里连成一片的贫民窟；看到了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走在中国土地上；还看到了“红头阿三”在租界里欺压中国人民。
最刺眼的是在外滩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这一切一下激怒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7月初，骄阳似火。
朱德匆匆离开上海，乘火车沿津浦路到北京。
这时，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本应都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
连年内战，满目疮痍，田园荒芜，人烟稀少。
面对此情此景，他忧心如焚，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都在受难呀！朱德走出前门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去找到了孙炳文。
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欣赏。
孙炳文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介绍给朱德认识。
朱德住下后，详细地向孙炳文介绍了唐继尧趁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际又杀回云南，顾品珍战死，罗佩金出逃，他和金汉鼎等一批滇军将领被追捕、抄家和通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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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找党找到天尽头（3）
他极为愤慨地说：“是唐继尧逼着我亡命天涯，去另谋生路的。”
第二天，朱德在孙炳文、黄志的陪同下，游览了古都北京。
古老的北京紫禁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了昨日的辉煌，显得破败不堪，到处是野草丛生，更加衬托出今日的凄凉。
孙炳文告诉朱德，如今里面仍住着清废帝溥仪。
北京街头仍旧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味，那些封建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照样拎着鸟笼子，摇着扇子，招摇过市，见面之后还是弯腰、打躬、下跪，搞请安、问候的繁琐礼节。
昔日的威风虽已丧失殆尽，但仍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臭架子。
北洋军阀的达官、贵人，整天在吃喝嫖赌中过日子。
朱德眼中的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
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
它与上海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
几天之后，孙炳文陪同朱德乘北去的火车到宣化、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旅行。
车过居庸关时，他看到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解决了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爬坡的难题，使中国人在建筑铁路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
他说：“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值得自豪！”
当他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时，在井下却看到矿工们的繁重劳动，在昏暗的灯光下，满面黝黑的采煤工，浑身沾满煤屑，佝偻着身子把煤一篓篓背出矿井。
矿工们的悲惨生活如同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