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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下天罗地网，发誓“不破案不收兵”。
12月10日开始，办案人员审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周某，逼迫她供出“后台”。
周某被逼得无奈，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周某顶不住威逼，就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领导人。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做了一件害人又害己的大坏事，由于她的错误，由于她的任意编造，将给多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将使多少个家庭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渊。
“宝塔尖”找到了，主要成员也供出来了。
如同喜从天降，办案人员立即报告谢富治，说挖出了一个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向上邀功请赏。
谢富治拿到报告后，更是喜形于色，拍腿叫好，传下话来：“要乘胜追击，不获全胜不收兵！”
办案人员心里有了底，搞起“逼供信”来就更加毫无顾及，又拉又打，软硬兼施。
1968年12月21日，办案人员对周某说：“你还没讲到了点子上，表现不好。
现在是戴罪立功的时候到了，把知道的你都仔细讲出来就是了。
竹筒倒豆子，干脆一下全讲出来。”
周某被逼得山穷水尽。
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4）
看来，不讲是无法过关的。
她便来了个你要啥我给啥，你叫讲啥我讲啥。
她越讲越起劲，越编越玄乎，像决了堤的江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云里雾里一下子交待了子虚乌有的“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成立经过、领导成员以及活动等等。
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党的经过。
她说：“秘密代表大会是在67年7月15日左右在原中直机关9号小礼堂秘密召开的。
事先只有代表们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大会是在上午9时半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宁一、董必武、聂荣臻等人。
另外有杨成武、余立金、肖华、傅崇碧……赵毅敏、刘晓、刘长胜等也都坐在主席台上。”
“从大会代表成员来说，包括有各系统各部门选出来的代表200多人。”
“秘密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了开幕词。”
“陈毅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会议结束之前，朱德曾作总结。”
“会上成立了党中央，名字叫中国（马列）共产党。
领导人是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中央的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9人，中央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16人。”
“并且成立了起义行动的委员会，这个名字叫‘中共（马列）行动委员会’。”
其中，国务院各系统以及军队都有具体领导人，又是30多人的一个大名单。
周某讲得煞有介事，有人有事，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
审讯人员像听她摆龙门阵一样，听得着了迷，再不需要吹胡子瞪眼，更不需要拍桌子打板凳，甚至不愿打断她的思路，让她娓娓道来。
经过几次“交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齐了。
谢富治听完办案人员的汇报，非常兴奋。
林彪看完上报的材料，更是喜形于色，特意提笔给子虚乌有的“中国（马列）共产党”送了两顶大帽子“里通外国，要搞政变”。
其真正的用心是想把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久，关于“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传单，不知怎的就传到朱德手里。
不苟言笑的朱德看着看着，突然笑出了声。
身旁的康克清忙问怎么回事。
因为，近来老总难得一笑。
朱德收起笑容无可奈何地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当今中国的怪事更多！他们脸皮都不要了，竟然能编造出这样的弥天大谎来，说中国出了个“马列党”，我是书记，陈老总是我的副手还兼着国防部长，还有常委、中央委员、总理、部长等等，开列了一个老长的名单。
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的脸皮都不要了。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林彪、江青等也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他们为了阻挠朱德进入“九大”，使出了浑身解数。
1968年10月，在江青、康生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等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调集大批人马，设立专门机构，以清查敌伪档案为名，从敌伪档案、报刊和情报资料中，广为搜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朱德的材料。
当他们看到了朱德于1927年11月，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曾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达成联合协议，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隐蔽在范部的材料后，如获至宝。
便以朱德“投降”了范石生部为由，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企图把朱德、陈毅等人打成“叛徒”。
。。
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5）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上，一些人在林彪、江青的策动下，对所谓“二月逆流”发起猛烈轰击，无限上纲上线，大帽子满天飞，诬蔑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反对毛主席，提出要严加处理。
朱德不同意他们这种做法。
他在小组会上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
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我看……”他的发言，立即被吴法宪、张春桥打断。
接着他们就调转炮口，集中火力向朱德开炮，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17日，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
“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
这些人都应该受到批判。”
他提高嗓门说：“刘邓、朱德、陈毅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林彪、江青运用一切手段，开动各种宣传工具，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小报、传单满天飞。
他们在各地举办“革命历史展览”，建“万岁馆”，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说什么井冈山上不是朱毛会师，是“毛林会师”，说什么“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说什么朱德的扁担是“林彪的扁担”。
偷天换日、颠倒黑白。
一天，朱德的外孙刘建听同学们说朱德在井冈山上挑粮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回家后，带着一脸的不高兴对朱德说：“姥爷，同学们说，您挑粮的那根扁担被林彪拿走了！”
朱德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很快就猜出了几分缘由。
说：“不会吧！他现在要扁担有啥子用嘛？又不去挑粮。”
“办展览呀！说那是林彪在井冈山上挑粮的扁担。”
刘建很认真地回答着。
朱德不急不恼，反而笑了，笑声那样爽朗。
说：“他想要，就拿去吧！”
“将来，他会把扁担还给你吗？”刘建非常天真地问姥爷。
朱德看着外孙对扁担的惋惜之情，抚摸着他的头说：“会的。
会还的！”
“为什么？”刘建有些不解了。
“因为，那扁担不是他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林彪、江青还指使其党羽，把南昌八一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内容都改了。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高高地悬挂起“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讲解员在那里介绍说：“1928年春，林彪同志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还在井冈山毛泽东的旧居旁边，搞了个“林彪旧居”展览，甚至还搞了一处“黄永胜旧居”，也要人们去瞻仰。
而作为红四军军长朱德的故居，却不知在何处？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对，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看了他们的展览之后，也愤愤不平。
有的还提出了批评意见。
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就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意见。
加西亚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会师的油画，十分惊讶；听到解说员介绍说是林彪率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他很难理解。
加西亚，可不是个等闲之辈。
他1967年3月到北京之前，是古巴驻越南的大使。
他既熟悉中国的历史，也了解中国的现状。
他自己说在大学读书时，就很钦佩中国革命，敬仰毛泽东。
他在离开江西的前夕，对江西外事组的负责人提出建议：“在介绍中国革命时，应该提到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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