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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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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1）
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所以，只能够秘密活动。
朱德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一直同刘寿川先生保持着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刘先生的牵线搭桥，他在成都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自仪陇的同乡敬、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交往更为密切，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学习中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
假日里聚会在一起，谈论毕业后的打算和抱负，谈论救国之道，而谈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使父老乡亲们再不受穷。
刘寿川回到仪陇县任试学（督学），他了解到在成都读书的仪陇籍学生，有毕业后回仪陇办学校，报效家乡的志愿。
他决心在仪陇筹办一所高等小学堂，给朱德、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个仪陇籍的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共同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四个人接到信后，欣然同意，尤其是朱德最合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崇高职业，自己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主张：何况这又在家乡教书，离家很近，还可照看父母；特别是为了读书欠下的两百多块大洋的债，自己应该挣钱还账。
事实上，这笔钱，直到他以后在滇军当上旅长后才还清。
1908年初，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位好友应刘寿川之邀，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朱德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其他几位朋友分别担任文科或理科的教员。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就建在原来官府里办的金票书院里。
金票书院就在城内，它是依着山势修建的三座院落，前院是操场，中院是教室，后院为宿舍，环境幽美，绿树成荫，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原来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现在虽然改成了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极力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这时，朱德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反对。
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后，先去高等小学堂报了到，然后回到马鞍场去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都来道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来招待朱德和亲友们，席间，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他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
一、曲折的求学历程（12）
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
亲友们紧追不放，总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朱德脑壳里转了再三，觉得还是如实告诉亲人们为好，实话实说吧：“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大家一听是当老师，还是教什么体育的，似懂非懂，也不便再问。
屋里鸦雀无声。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生来就是个急性子，急忙追问：“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干啥子？”“当体育教习！”
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父亲紧紧追问着。
面对着父亲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沉默了片刻，觉得还得耐心地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说清楚。
他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
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
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素来脾气暴躁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全家老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