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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感慨地说：“这‘模范二朱’，真是名不虚传！”
“模范二朱”是指在讲武堂里，不论学科还是术科均名列前茅的朱德和朱培德。
因为他俩常常受到褒奖，所以统称为“模范二朱”。
杨如轩有一段回忆，说：“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刻苦好学。
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
不论学科和术科，朱总都名列前茅。
他的术科更是特别出众。
比如在体操方面，他过天桥、跳木马都表现得特别勇敢，给人以非常英武的印象。
他翻杠子，可以转大车轮。
而他指挥队伍，喊口令，更是全校之冠，声音洪亮，动作干净，气宇轩昂，博得教官和同学一致好评。
日本领事、法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李根源总办都是指定他和朱培德出来指挥。”
不久，为了扩展新军的需要，从丙班学员中，挑选出100多名组成了特别班，把原来需要学习1年的课程，压缩在8个月里突击学完。
朱德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就同范石生、董鸿勋等人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于1911年7月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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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1）
1911年8月。
朱德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第三期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云南新军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见习期满后，被任命为左队司务长，授少尉军衔。
第三十七协的协统就是辛亥革命史上留下英名的蔡锷将军。
蔡锷，字松坡，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裁缝。
他幼年聪明异常，学习专心刻苦，有“神童”之美称。
后来进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受其影响极大。
后东渡日本留学，在“强兵救国”的思潮影响下，学习军事，将名字“艮寅”改为“锷”，寓意砥砺剑刃，扬我国威。
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
1911年2月，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他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却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暗地里与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平素，他少言寡语，不苟言笑，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讲武堂主楼旁有一处院落，原为讲武堂第一任总办高尔登的住所。
当时，蔡锷将军就住在里面。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各种书刊。
朱德见这位青年将领，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心中十分敬佩。
以后，他常在操课之余去蔡锷家里借阅进步书刊和求教军事学术。
这次，能分到蔡锷的手下，感到十分高兴。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蔡锷将军的麾下，带好兵，打好仗。
司务长，在连队里除了管理军械之外，主要管的是全连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
这就为朱德接触士兵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平日里，他挑担上街买菜，在伙房里，帮着伙夫兵挑水、洗菜、烧饭、样样都干。
连队收操后，他常去士兵的宿舍里查看，问寒问暖，拉家常，帮着战士写家信，深受战士拥护。
新兵、老兵都愿意同他在一起耍。
那时，云贵川一带哥老会盛行。
朱德在七十四标当兵的3位同乡介绍他秘密地加入了哥老会。
哥老会，在云贵川又通称为“袍哥”，是清末民初的一种秘密民间结社。
最早，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号召力颇大，深得下层社会普通群众的拥护。
参加者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遣散军人、江湖艺人以及社会游民，也有部分地主和工商业主。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创立民国起过积极作用；以后，逐渐被社会邪恶势力、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朱德加入哥老会后，常以袍哥的身份去做士兵工作。
那时，新军里的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的农民，他们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以及旧军队中那种打骂制度、克扣军饷等等都非常不满。
他们在士兵中做工作，就是进行革命宣传，播撒革命种子。
朱德在《自传》讲到这一段经历时说：“当司务长就做士兵运动。
那时兵权操在北洋军阀手里。
部队里也有一部分是讲武堂的人。
做士兵运动，多半以家乡关系、哥老会关系，从反对军阀、反对打人各方面来进行。
一个革命党人，在当时被捉住是会杀头的。
可是那些从北方带去的士兵出身的军官又怕这些人。
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他们想不要这些人，同时又少不了这些人。
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运动到手上来了。”
“我的任务是运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卫队和我在的那个团，其他部队不归我。
卫队是四川同乡关系，原来在里面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备，我可以随便来往。
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2）
因为多年不打仗，听说要‘革命’有些害怕。
话不说穿，但是大家都知道：‘反正要革命，要打了！’”这一年的秋天，李经羲为了炫耀武力，向革命党人示威，也为了安抚民心，下令驻滇的新军要进行秋季野营演练，并提出同时对新军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演练与考核不合格者，立即革职除名。
这道命令，在新军里引起了躁动不安，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的军官，整日里惶惶不安。
朱德所在的左队，队官不懂军事，下操时连个口令都喊不好，别说组织训练了。
眼看着这回可抓瞎了，他突然想到刚从讲武堂分来的高才生朱德，高兴地拍着脑门：有了，让朱德去干，没错。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嘛！他堆着笑脸来到伙头班，一眼看到朱德正帮着伙夫做饭，便走到灶旁拍了拍朱德的肩头说：“老弟，你让我好找呀！我猜你保准会在这里帮着伙夫干活呢！”
然后，转过脸去对伙头班长说：“从明天起，上街买菜的事归你啦！”
朱德一下子还没弄清队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觉得他今天称兄道弟这班客气，一定是在自己身上打什么鬼主意。
队官示意朱德出来。
朱德跟着他来到队部，队官特地搬来一把椅子让朱德坐下，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夸起了朱德：“老弟，说实话，你人还没到，你那鼎鼎大名已经是如雷贯耳。
听说协统夸你，总督也夸你；连日本人、法国人看了你指挥的刺杀表演都是赞不绝口。
……”“有那么一档子事，只是越传越玄乎了！”
朱德笑着解释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你来到左队不久，士兵们夸你好，伙夫也夸你好，还给你老弟编了歌哩！你老弟真是个少有的好人呀！能有你这样的高才生屈尊来到敝队，我也是三生有幸呀！”朱德听着队官一再吹捧自己，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总觉得他是有求于自己，便说：“队官，你不必夸我。
我吃几碗干饭，自己最清楚。
有什么事要我去做，直说吧！我可以办的，一定去尽力办。”
“老弟真是个痛快人。
那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一百个放心了！前天，上面下来命令，要搞秋季野外演练。
老弟知道，我哪是那块料。
这下，全仰仗你这科班出身的了。
老弟，你带着全队好好练，我老哥绝不会亏待你。”
“队官这般相信朱德，我一定尽心尽力。”
朱德的《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下台。
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
我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
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
讲的就是这件事。
1911年10月10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国。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9天以后，蔡锷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等人秘密商议，准备起义，并且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接着，他们又在10月22日、25日、28日三次秘密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开会，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队在10月30日（农历9月9日重阳节）夜里12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
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编有两协人马，为第三十七协和第三十八协。
而第三十八协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部队又分散驻在滇南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
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被革命分子所掌握，昆明城里没有足以同他们抗衡的军事力量。
当时，议定起义的部署是：驻北校场的七十三标，向省城的北门、东门进攻；驻城南巫家坝的七十四标和炮标，向省城的南门和西门进攻；讲武堂的师生为开城门做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三、“重九起义”，奋勇当先（3）
与此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也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使他心惊肉跳。
为防止云南也发生不测事件，他下令巡防营和总督署的卫队要严加防范，并同十九镇的镇台钟麟同秘密商议，拟定了一个捕杀计划：凡拥护共和者“格杀非论”。
他知道蔡锷不是同盟会员，平时深居简出，又是他请来的，所以就透风给蔡锷说：“看来为国家斗，为云南斗，亦为新军斗，不开杀戒，已难以稳定军心民心！”
蔡锷一听此话出口，就知道他要下手了。
于是，不慌不忙地劝道：“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杀戒一开，就逼上梁山了。
昆明就成了第二个武昌。”
在蔡锷的再三劝阻下，李经羲、钟麟同没敢大开杀戒。
但还是把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撤换了。
而且钟麟同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各营的弹药除少数留做训练打靶用外，其余一律交回军械局。
这一招还真够狠毒。
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一场生死的搏斗，将在西南重镇昆明展开。
10月30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也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晚上9时左右，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派了一个排长叫黄子和，带着士兵去本标军械库偷运子弹。
碰巧，被值班队官唐元良撞上了。
唐元良是北洋派的军官，他不仅阻止搬运，还大声斥责士兵，扬言追查是奉谁的命令。
双方争吵起来后，唐元良被士兵开枪打死。
但不巧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标统丁锦。
他是总参议靳云鹏的亲信，一看到士兵抢运弹药，知道形势不妙，立即回去拉出卫队营追了上来，向正在北校场整装待发的起义战士开了枪。
李鸿祥只得下令还击。
丁锦一看不妙，便拔腿逃命去了。
这时，李根源赶到，立即下令带着第七十三标起义战士离开北校场，火速向北门进发。
李经羲得知北校场开枪后，立即给蔡锷挂电话：“城里的风声很紧。
我这里已听到枪声，据说是北校场打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