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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7）
这些，都为宋朝立国之初奉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方略提供了依据。
一着败棋
当然，宋初“重文轻武”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防备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夺权。
说是“轻武”，其实质恰恰是“重武”，也就是过于看重武力的作用了，以致言兵色变，带上了一种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思路，即抑制武力因素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超强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
于是，便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而转向大量提拔、重用那些没有跋扈资本、也缺乏造反能力、又比较驯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制度的确立与推行，特别是科举考试制成为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军功贵族、豪强世家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宋史》记载，太宗时代，功勋卓著、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而文官队伍的作用则日益提升，逐渐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论者以十五字概括之：“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
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致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焉能翻起大浪？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至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广大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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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8）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正是这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一着死棋
史载，宋初，太祖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为了给下面做出榜样，太祖带头把日常的开销降到最低，所用乘舆十分简朴，寝宫中的帷帘以青布包边，穿的衣服有的带有补丁。他对家人说：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宫殿用金银来装饰也不难办到。但身为国君，就要为
天下百姓着想。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为一己考虑，
那么，天下人又该怎么办呢？
可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素以节俭、克己著称的开国皇帝，身后竟会一代一代地出现腐败奢侈、荒淫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名言：“大俭之后，必有奢男。”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这里单说宋代。如果溯本求源，问题的根子确实应该追索到立国伊始。本来，北宋一朝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就非常丰厚，居于中国历朝之首。有人统计，与明朝官员相比较，大概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兼当时，宋太祖实行的是以“经济赎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识地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在丰厚的俸禄之外，再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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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9）
立国初期，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大量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奢靡浮华的风气，便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时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强敌入侵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在宫廷士大夫中间，盛行击球活动，击球时，先设东西两个球门，高丈余，百余名球员，骑马或者驴骡，各执彩绘的球杖，击弄球子。乘骑击球之外，还有脚踢者，称为“蹴踘”。佞臣高俅，就是由于“蹴踘”技艺高超，得到徽宗赏识而提拔重用的。
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每家高级酒店饮客常在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