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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在战场上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军民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残酷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还有一个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典型事例。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遭到疑忌而被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图谋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儿早就忘到“耳前脖子后”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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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8）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汉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并未予以驳斥，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致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
“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妆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
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
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血腥家族（1）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一
这篇文章的作意，萌生于一次闲游。临风吊古，触景生情，始而震撼、愤慨，终而由情入理，由感而悟，蔚然勃然，不能自抑。无以名之，遂想出了“血腥家族”这么一个词语。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这个“血腥家族”的提法，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绝非我蓄意炒作。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
那天，我和一位中州的文友，在凭吊过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兴犹未尽，便又登上了北邙山。纵目四望，山上山下，前后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怪不得唐代诗人王建有这样的诗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看来，“邙山无卧牛之地”的说法，虽属形容，却十分贴切。
原来，这里紧邻着恢宏壮观的帝京，地势高爽，眼界开阔，前有伊水、洛水，后有黄河，亿万斯年地滋润着、孕育着，土层深厚，风水绝佳。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其他名人，像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简直数不胜数，都把此间作为夜台长眠之地。那天，我们踏着黄沙蔓草，穿行于累累荒丘之间，确实有一种阴气森森，与鬼为邻的感觉。
早在青年时代，“八王之乱”就通过史书给我留下了太深太重的刺激，所以，这次话题便集中在西晋王朝的帝王身上。我问：
“听说，司马氏祖孙父子，死后大都葬在这里，可是，无论是司马懿的高原陵，还是司马师的峻平陵、司马昭的崇阳陵、司马炎的峻阳陵，怎么一丝踪影也没有见到？”
“这就要说到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了。”文友说，“这位谋略家兼野心家，担心他的墓葬会被人盗掘，所以，临终前嘱咐子孙，以首阳山为土藏，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
“这真是虑远谋深，比曹操死后遍设七十二疑冢还要保靠，还要来得神秘，至死还不脱奸雄本色。”我说。
“不过，也说明了作贼到底心虚。”文友说，“如果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胼手胝足，辛劳治水的大禹王，还会担心有人去抛尸、掘墓吗？”
这种形制的确立，影响到了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
为了一顶王冠，为了争权夺利，生前决眦裂目，拚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是够可怜的了。隋炀帝死得很惨，可是，也还有一盔孤冢留在扬州，“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唐人罗隐诗句）
当然，包括“八王”与杨广者流在内，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毫无价值可言，死后那些臭皮囊更是与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埋骨地，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紧。
有趣的倒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生前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据说是晋人伪造的《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说，“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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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家族（2）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
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
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
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