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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等，根本已与学校没有关系；学习的人，也从来不将它们当做自己分内要学的东西。学校教的，不过讲说章句而已，近来又增加了一些应试课程。它们顶多也就是些记诵之学，学得再精，对如何治理国家也毫无用处。要他们这些人从政，自然一无所知，犹如盲人瞎马，不坏事才怪！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培育人才，相反，只会戕害损坏人才。资质再好，也会被那些没用的东西拖垮了、压坏了呀！这样的教育，有，倒不如没有好。
更有一件怪事。在古代，学生学习亦文亦武，没有光学文不学武的。学生出来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就没有不行的。所以，那时不仅文臣是士大夫当的，就是边疆宿卫的武将，也无不都是读书人在做。如今呢，都将文武截然分开，从不当做一码儿事。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武事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行伍兵卒的事。结果，对国家最重要的边疆宿卫诸事，倒全让一些奸猾无赖之徒去打点了。照这样，要想边境安宁，宿卫无虞，怎么成呢？
再看恩养。
古代养士，着重三件：一是重禄厚财，二是礼教约束，三是法律制裁。三者缺一，就是恩养不全。
所以重禄厚财，原是基于人性之上。人要是没钱，就会贪得无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先王才制定了爵禄制度。平民当官，收入至少不低于他的农耕所得。官越大，薪俸也越往上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当官的知道廉耻，远离贪鄙。这只是最基本的待遇。为了让他们满意，更好地做官，还要推恩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让他们面对亲朋故旧了无遗憾，就是死后也了无牵挂。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3）
礼教约束，也同样从人性来。人有了钱，要是没有礼教约束，就会奢侈放荡，无所不至。有了礼节的限制，生养死葬、吃喝穿戴等处处照着身份来，就不至于没有节制，弄得上下颠倒，除了纵情享受，什么秩序都没了。没有秩序，只有横流的人欲，这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法律制裁，是礼制教育的补充。在古代，不接受先王教育，就会被终身遗弃；违背礼制的约束，为所欲为，就要被流放或砍头。《礼记？王制》说：“变衣服者，其君流。”《尚书？酒诰》规定，如果有人集中在一起酗酒，要统统抓起来杀掉。不守规矩乱穿衣服，几个人凑在一处喝酒，有罪，也都很小，可流放、杀头的处罚，却大得吓人。之所以小罪重罚，而且先王们执行起来一点儿都不犹豫，就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让普天下统一风俗，一心向善，趋于大治。因为君上有仁民爱物之心，又以身作则，身边的显贵亲信自然会仿效他的榜样而严格要求自己；有一个胆敢以身试法，首先就得拿他开刀。君上至诚爱人，亲贵们知道避恶行善，影响所及，大家的行为都合乎礼制法度，普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要处罚的人了。这就是以法止罪，罚重罪止。法律制裁，所以在教育、礼制之外成为一种恩养手段，也正为此。
古代取士，实行推荐制，用的人全由地方当局或学校推荐上来。上面接到推荐，要进行审核考察。先考察其才德言行，再试之以事，确实不错的，最后才按照他们的德才大小，分配相应的官职。当年尧帝用舜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国家那么大，需要成千上万个官员，君主当然不能一一考察，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只要选好身边的几个重臣，再由他们像扇面一样层层下选，普天下的官吏也就都能德才兼备，各安其位了。
人不同，德才的高下厚薄也不尽相同，所任也就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古代讲究的是知人善任，让当官的只干适合他们干的事情。这里包括两点：一是官位要与德才相称，德高才大的当大官，德薄才小的做佐吏；二是专任，懂农业的做后稷，懂工业的当共工，不搞拉郎配。分配适当之后，还要让他们久于其任，不是干几天就又调他去干别的。久任再配上对于官吏任职的考核奖惩，好处显而易见。一是，上下都能熟悉业务，安于业已造成的各种关系，做起事来就能顺畅，不至于疙疙瘩瘩。二是，智大才高的人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展现才能，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任职短了，任何事都不能善始善终。久而久之，处处只有短期行为，连做好事的念头也没了。至于那些谄媚比周、偷懒苟且、平庸无能的人，只能欺枉于一时，任职时间一长，就要露出马脚，遭到处理清退了。那么，久任又不啻是一把大扫帚了。最后，则是用人不疑，不用种种条款束缚人家，让人家可以自由驰骋，大展拳脚。尧舜用人，始终都是这些原则。
以古鉴今，当今恩养、贡取、任官种种行事的乖谬之处，同样不难一目了然。
当今天下官员的薪俸，就少得可怜。除了朝廷的侍从官员俸禄颇为优厚，一般官员，家口稍微重一点的，要想养家〖XC糊。tif〗口，几乎没有人不去兼营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经商哪，田产哪，不管什么，总得找些额外补贴才成。不这样，生活就没法儿维持呵。下面的州县官吏，更不行了。一个月的薪俸，多的###千，少的四五千，这是在台上。最顺当的官员，也不能一年不落地始终在位子上，总还要守阙待选等等。六七年里有三年拿薪俸的实任，就相当不错了。要是将这在位与不在位的时间拉平了一算，实际所得，多的不到四五千，少的更连三四千也没有了。一家子吃喝拉撒、生养死葬等等，全都靠它，怎么能不捉襟见肘呢！从来，人都分为三等，上下总是少数，唯有中间人数最多。资质上等的人，就是穷，也能把持得住，不至于作奸犯科；下等人，不论怎么样，反正总拔不高。变数最大的，正是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富的时候他们能成为君子，穷的时候，就难免鼠窃狗盗而沦为小人了。人数既最多，变数又最大，正是全局所系，硬对着来，显然不行。所以先王制定法规条例，从来不从自己出发，只拿这些中人作标准，对他们因势利导。只要他们做到了，就能推而广之，普及全民了。既然薪俸少得可怜，叫中等的人都不能自守自持，要当官的不寡廉少耻，贪赃枉法，怎么可能呢？如今天下，大官贪污受贿，小官巧取偷窃，鱼肉百姓，鲸吞公私，无所不为，不能重禄厚财，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唯不能重禄厚财，礼法的约束制裁也同样问题多多。
首先，现在根本就没有制度来约束整个社会的婚养死葬、服饰器用，等等。结果，整个社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攀比之风盛行，天天都像没有明天似的，只一味抓住眼下尽情享乐。奢靡从来都是末世的颓风，太平盛世怎么能容得它到处横行！皇上自己是比较节俭的，左右亲贵有目共睹，怎么就不能张扬节俭，却让奢靡之风越刮越猛呢？古代用法，不是小罪重罚吗？小罪重罚，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将犯罪消灭于萌生之始。目下朝廷对于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能说不重；可对于奢靡，却几乎没有条例能将它绳之以法。奢靡，是引发贪污的实际源头。治标不治本，当然不可能彻底根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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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4）
高薪养廉有没有实际问题呢？确实有人认为，眼下冗官太多，养活他们都是个事儿，哪儿来那么多钱？先前官少，薪俸也很薄，也一样说缺钱。可见，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从来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什么时候缺过钱？问题不过在于理财无方而已。如今天下承平日久，人民安居乐业，无论公私都觉着穷困，不为别的，也正在于理财无方，不能宜世达变。真能以道理财，区区一点薪俸根本不在话下。
说到法律制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古代从来不搞不教而诛。不教育人家，就不能以不受教育而处罚他；不立礼节制度，就不能以违犯礼制治人以罪；同样，不任官以职事，就不能用渎职什么的来苛求官吏。这三样，是先王法治的根本。而正是这个根本，现在忽略了。先既没有要求，当然也就不能在这上面处罚人家了。结果，只好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细小方面密织法网。一方面缺乏最根本的法律条款，另一方面又法网密集，到头来，自然弄得人人手足无措。其处罚，也就难得公允恰当：该处罚的小人可能逍遥法外，不该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