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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在贵州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按规定不准请假，鉴于情况特殊，党校还是准假让他赶回处理移民问题。王勤赶到现场，只见移民有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拿石灰粉，还有的手抓辣椒面，对立情绪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王勤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就下江边去做移民思想工作，当时什么也听不进去的移民将他也“扣留”起来。他依靠当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找来农民的旧衣服，将被围困的干部化装成农民，利用天黑作掩护，把被围困的干部全部解救出来了。
第二天清早，移民发现被扣的干部不见了，迁怒于当地龙塘乡政府，聚集围攻乡政府。当时，黔南州从全州各地调集的几百名公安干警已经集合，州委要求保持冷静，避免与移民发生正面冲突，果断下令撤离。移民群情激奋，把乡政府给砸了。事后，瓮安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驻乡，对照公安部门的现场录像，找打砸乡政府的移民一个个谈话，说服教育了事，没追究一人聚众打砸人民政府的法律责任。
瓮安县在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有的干部感慨地说：“2004年‘12·14’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了，但处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息事宁人，政府自己开了群体性事件冲击甚至打砸政府机关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先例。”
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敢于面对群众，敢于表态，敢于负责，依法行政，不能息事宁人，不能姑息迁就。”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1）
一时间，瓮安县没有正常的、开放的、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来满足老百姓了解事情原委的真相，没有具备公信力的信息发布可以疏导民意，老百姓伴着谣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传、短信相传、电话相传、网络相传，接收的真假混杂、谣言甚至谎言等负面消息，比党委和政府掌管的新闻舆论主渠道发布的正面消息快得多、早得多、信息量大得多。新闻“先入为主”的特性，使干部群众更加怀疑李树芬的死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政府及公安人员的强烈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传播感染的速度，远远超过传染疾病传播感染的速度，“6·28”事件一呼百应，万众聚集。
瓮安县各级干部在反思“6·28”事件教训时，普遍感到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对社会政治状况信息收集渠道不畅，表现出迟报、不报、甚至失真，政治敏锐性不强，麻痹大意，甚至麻木不仁。对重要信息的发布，党委、政府和宣传部门、公安机关等主渠道，不仅发布慢、声音弱、信息少，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动地封堵虚假信息，广大人民群众对李树芬的真正死因，一时间听不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只好打听小道消息，一时间谣言、谎言四起，在民间甚至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党委、政府、公安机关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舆论误导对“6·28”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亁飞说：“李树芬6月22号溺水死亡，处理的信息没有及时向群众公开，也没有向媒体发布，县里办得有《瓮安时讯》周刊，每期印发3000份，有电视台、有政府网站，要是信息及时公开了，谣言就没有市场。《贵州都市报》等媒体是有关当事人请来的，连民间也知道重视媒体，我们自己却忽视了。”
胡亁飞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群众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上网，写帖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谈他个人的看法。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普及率高。“谎言只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网上谣言、谎言一时间铺天盖地，已经传遍全球。
胡亁飞说：“直到6月28日晚上才临时抱佛脚，组织一班人马被动地封堵网上有害信息。县委宣传部办公室被烧了，就在县文广局借了3台电脑，找来网络高手，以博客形式展开辟谣，对‘6·28’事件的谣言、谎言，有针对性地贴了3000多条帖子。反思这件事，如果我们及时把权威信息公开，就不会如此被动了。”
共产党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建设时期，一直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瓮安县委、县政府却忽视了。事件刚发生时，官方的声音基本没有，信息主要靠人与人之间传播，谣言、谎言混杂其间，一些媒体听民众的多一点，宣传就存在片面性，随即帖子上网了，网民24小时都可以在网上，网络自由度很高，政府事后才去澄清恶意信息、虚假信息，显得十分被动。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2）
胡亁飞说：“网络是柄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就像一把菜刀，拿在优秀厨师手里，能做出丰盛的菜肴；拿在凶手手里，就成了凶器。我们党管报纸、广播、电视很有经验，对网络管理跟不上，加强网络管理显得尤其重要。”
瓮安县文联副主席周应祥说：“我们正面宣传跟不上，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涌来瓮安了，我们的宣传仍然迟迟不发话。社会上、网络上谣言、传闻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电视台迟迟没有画面、没有声音，直到29号下午五六点钟才有声音，显得何等被动。
“战争年代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宣传，宣传以攻心为上。历史上楚汉相争中，汉军用‘四面楚歌’的计策，瓦解了项王及其军心，致使项王溃不成军，兵败自杀，可见宣传威力之大。宣传要形成大宣传的格局，民间传播方式不可小看，比方长途客车上，一个笑话可以把一车人笑抬起来。”
宣传舆论工作用于统一认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让人民群众知道党委和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信息公开透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揭露、批评党委、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将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让人民群众了解事实真相，避免谣言蛊惑人心。
党委和政府对掌握的信息资源要进行必要的控制，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过度控制信息，就会导致真实政治信息缺乏，就会为虚假信息提供传播空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迟报、漏报、瞒报甚至搞信息封锁，势必导致上级政府判断失误，甚至陷入局面失控。
有报道说参与瓮安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群众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政府失去公信力，主流新闻媒体单一乃至失声，社会缺乏具备公信力的权威信用机构，群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的群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所鼓动，当情绪激愤的群众聚合起来时，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6·28”群体性事件就这样爆发了。
反思“6·28”群体性事件“信息控制”与“信息发布”的教训，当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主要责任在掌握信息和掌握信息发布权的政府相关部门，而不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不可能是民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否则，既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判断力，又夸大了黑恶势力的能量，也掩盖了政府权威信息发布的缺位。
瓮安县社会管理存在的一大弊端，就是没有社会安全阀机制，没有健全社会政治信息收集和传递网络，乃至党委和政府掌握的信息与民间传递的信息不对称。没有预警机制，也没有社会危机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了，党支部、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办事处、妇女、青年、治保、民兵等基层组织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指挥，没有整合力，没有吸纳力，实际上近乎瓦解。
在现代信息社会，如何建立健全具备公信力的信息收集机构和网络，如何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威的信息发布制度，让公共信息真正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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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1）
2008年8月13日下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窜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无事生非，用刀将手腕划破，鲜血直流，以死威胁，并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接到报告后，立马赶到现场，敢于面对当事人，明确表示对执勤公安人员的行为要调查，分清责任，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同时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厉声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在人民公安的威严面前，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周胜马上给他包扎伤口，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随即安排民警将他送去医院。周胜对围观的群众做工作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瓮安的群众是有正义感的，请大家不要围观了。”围观群众佩服公安局领导处置得当，纷纷离开了现场。
周胜说：“警察如何凝聚民心？首先服务要到位，要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当群众有困难时，要及时帮助；当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给予保护；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要敢于面对，给群众做工作时，要出以公心。
“处置群体性事件，要以开导、疏导为主导，要满足群众合理的诉求，要公平正义，不能厚此薄彼，对群众应该得到的合法利益，不能克扣。
“处置群体性事件，要‘一手软，一手硬’：要用真心、真情对待群众，心要软；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诉求，对极少数无理取闹、挑起事端的不法分子，就要敢于依法打击，这一手要硬。”
龙长春曾经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主政，治理贵州省有名的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颇有建树。瓮安“6·28”事件刚刚发生，贵州省委委以重任，任命他为瓮安县委书记。
2004年，龙长春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调去松桃苗族自治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当地农民打伤地质队员，公安局抓打人凶手，300多个农民围攻县委、政府。龙长春闻讯只带8名公安人员赶去现场，讲明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群众只能派代表与县委领导对话，其余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围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对不听政府劝阻的，一定要依法惩处。对现场跳得最凶的几个人，他责令公安人员当场强制带离。对打伤地质队员的农民，明确依照有关条例处罚。当时围攻县委、县政府的绝大多数群众，看到新来的县委书记依法行政，行动果敢，对事不对人，有明确态度，纷纷撤离现场。
松桃苗族自治县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