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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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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5)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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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6)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比较“各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不包藏祸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晋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于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燝(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12}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账,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这是语词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比较有趣的一例。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他的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于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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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7)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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