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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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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中国任何特定地区,关于商业或经济之发展,为自己利益缔结一般的优先权利之协定。
  《日中协定》:基于《九国公约》精神,中日两国于2月4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协定10节28条,其中规定:
  1。 日本在6个月内将前德国占据的青岛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
  2。 日军在6个月内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军,在租借地归还后30日内,从租借地撤退;
  3。 在九个月内,将山东铁路以5300万金马克的价格移交中国;
  4。 向国际财团开放建设山东铁路两条之前的权利;
  5。 山东铁道会社所有的煤井和铁矿移交给日中合营公司。
  这一系列条约,一方面承认了日本的大国地位,一方面遏制了日本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将日本在山东的优势地位和独占趋势一举破灭。【1.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节对中日关系事关重大,但相关论著却多有忽略。其实,此役不仅使日本没有得到俄国的远东三州,还失去了看似囊中之物的中国山东省和满蒙地区,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2.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最终有两个失败者,一是德国,二是日本。其他各方大多受益。3.日本政客,终究算计不过美国,为美国火中取栗。4.日本大陆战略和侵华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在这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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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1)
满蒙王·田中奏折·东北易帜
  ——日本利用张作霖父子肢解东三省的图谋及失败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损失惨重之后,重新将扩张重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而在这一地区,他们早在1916年前后就开始逐渐扶持了一个比满蒙王公的“宗社党”更得力的人物,他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1875~1928),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人。甲午战争时他投入驻营口田庄台毅军,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败后被遣返回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历任辽源巡防营马队帮带、统带。
  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路过奉天,张作霖前往拜访,表示“宁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当时落合等人将张作霖的情况向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做了详细报告,建议日本政府“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的方针是必要的”。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促成共和制期间,张作霖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起反对。1912年1月26日,他在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表示说,如袁确已附合共和,“本人亦绝不听从其指挥,必将自率部队,我行我素”。同时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2月3日,他甚至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能听从指挥”,并认为“吾人既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
  袁世凯随即派密使到奉天,对张进行拉拢。袁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张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成为奉天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913年10月14日,张作霖以袁世凯亲信镇安上将军段芝贵代表的身份前往汉城,参加日本组织的灭亡朝鲜的“始政纪念博览会”和“朝鲜物产共进会”。他在汉城会见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时,“说明中日亲善大义,论述满洲和日本关系,表白自己的亲日见解,和寺内肝胆相照”,给寺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随后的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张作霖的言行与日方步调一致。1915年9月上旬,他秘密向袁世凯劝进,并称:“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中旬,他联合冯德麟等19人共呈劝进请愿书,称“实非改进君主制度,不足以奠邦基于磐石。”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虽对此不满,却仍于中旬呈递“恳乞速正大位”的推戴书。1916年4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被亲日的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
  当年8月13日,日本人挑起“郑家屯事件”后,张作霖于15日致电日本关东都署表示道歉。21日,张应关东都督照会,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中国军队全数撤离。日军随即占据郑家屯中国兵营,装设电话线。
  30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利用“郑家屯事件”进一步向中方勒索。日方先是擅自在郑家屯设立领事馆,随即令驻京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一系列要求:严惩肇事官兵、在南满、东蒙必要地点设警、聘用日本军事顾问与教官、奉督亲往谢罪等。
  正在这期间,日本扶植的“满蒙宗社党军”头目巴布札布在进攻热河西林县时被击毙,曾对张作霖有好感的寺内正毅又上台组阁。张作霖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向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中佐表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势所难免”,“我力避投入政争旋涡,一意和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他请菊池“把上述各点向总理大臣电达”。【在日方向外交总长提出要求之前,张已经在用日本顾问了。】
  得到报告后,在寺内内阁中最富权势的内务大臣、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表示支持,他认为,宗社党的既有表现很不得力,而“张作霖并无宦图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别无地位,盖以满洲为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则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于是,日本和张作霖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从此确定,张作霖也从此在与日本的相互利用和相互矛盾中迅速成为“东北王”,以至于“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政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满蒙地区的蚕食,也随之推进。
  由于日本借口“郑家屯事件”进行侵略,奉天出现了武装反日的“铁血团”,1916年12月8日,张作霖下令将该团首领等数十人逮捕下狱。
  1917年2月中旬,奉天省第27师第53旅旅长汤玉麟在第28师师长冯德麟等的支持下,公开反对张作霖提升警察厅长王永江,致使奉天城秩序动荡,人心恐慌,最终王被迫辞职。张、汤矛盾激化后,清史馆总裁赵尔巽返奉调解,吉、黑两省督军也派员参加。后汤被迫率所部第53旅离开奉天城,移住新民。
  但张作霖仍不罢休,决心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对不听话的汤玉麟采取“最后手段”。3月4日,张派交涉员马廷亮和第27师参谋长马恺赴旅顺,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关东都督道歉。7日,张作霖又赴日本驻奉总领事馆,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领事道歉。
  他托菊池转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请日方保持“好意的中立,并给以精神上的援助”,他将“不惜给以任何报酬”。赤冢认为,对张的援助,是推进日本“在南满各项事业最难得的机会”。他的报告得到外务大臣本野赞同:“帝国政府十分同情张作霖的立场,因而对他这次采取的行动,决不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妨害。”
  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命令,撤销汤玉麟旅长职务,并派第54旅旅长孙烈臣率兵3200余人包围新民,监视汤部交卸。汤带1100余人枪乘火车向广宁投靠冯德麟。5月4日,张作霖任命亲日的张景惠为第53旅旅长。于是,张作霖得到了对第27师和奉天省城的独断地位。
  在随之而来的府院之争中,张作霖积极支持亲日的段祺瑞,表示坚决拥护对德宣战。还于5月28日发出“勘电”,抨击黎元洪,以与中央“断绝关系”相要挟,要求解散国会,“任命段总理组织内阁”。30日,他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威胁黎元洪说,倘“意存荫庇,别蓄野心,当率辽东子弟直捣京师”。
  6月3日,张作霖与冯德麟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加紧备战,“援助中央”。随后在当月上旬派张景惠率第53旅进兵滦州,并令驻锦州的第56旅开赴山海关。张作霖还打算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通电攻击国会,被省议会拒绝。【黄:日本扶持张作霖以干涉###的意图初显,但张在奉天还没有到达为所欲为的地步。日本必然加大扶持力度。】
  张勋进京后,张作霖随即宣布奉天省取消独立,驻滦州张景惠部退回关外。冯德麟应邀前往北京。张勋复辟帝制后,于7月1日,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省巡抚。第二天,张作霖召集军政要员,研究张勋复辟后的对策。他一面谢恩,一面在往来公文中继续沿用民国字样,以留后路。
  7月3日,张作霖通令奉天省各机关一律悬挂龙旗,庆贺清帝复辟。4日,张作霖获悉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贼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又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抛弃张勋,追随段祺瑞反复辟,并急电第29师做好战备。他随后又通电全国,抨击张勋,宣称自己“已秣马厉兵,枕戈待命”。
  结果,当月9日,积极参与复辟的冯德麟在天津被捕。10日,张作霖宣布兼任第28师师长,一举夺取控制了奉天省的两个主力师。
  1917年7月,张作霖又找借口派吴俊升率兵进入齐齐哈尔,扶植其亲家鲍贵卿当上黑龙江省督军。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7月19日下午,日本人船津不顾卫兵阻拦,强行穿越驻长春的吉林军营地宽城子,引发冲撞,日军急调驻长春、公主岭、铁岭部队前往宽城子,与吉林军发生军事冲突,日军遭到吉林军顽强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最后日方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将吉林军全部撤出长春,并要段祺瑞政府将孟恩远免职。至此,张作霖“统一”了东三省,成为“东北王”。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2)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过张作霖得到了先前出动大量部队到山东和西伯利亚都没有攫取到的好处。
  日方首先从张作霖这里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政治特权。日方首先在这位“东北王”身边,进而在整个东三省的各督军署里设置了日本顾问。仅仅是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至1928年以前,就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十多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策划者,不乏日后被判刑的甲级战犯。
  这些所谓的顾问实际上就是冠冕堂皇的高级间谍,并且大多是有明确战略使命的军事间谍,他们的工作受控于日本的侵华机构。例如,1918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派往黑龙江省充当顾问的斋藤中佐的密令中指示:“对黑龙江省的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事宜,尽一切可能进行调查,在执行任务时,当然要经常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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