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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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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日本密谋举事之际,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83天皇帝梦破灭之后,袁世凯企图继续以总统的名义掌权,仍遭到举国反对,《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呼吁:“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在评估了新的形势变化之后,日方于4月20日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名义,令宗社党中止举事。由于得不到日方的经费支撑,宗社党的这批雇佣军最终于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袁世凯解除自己最亲信军师徐世昌的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相当军权的另一个亲信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但这些丝毫没有缓解反对浪潮。连最忠实于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
  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和四面楚歌声中可耻地死去,日本围绕袁世凯窃权和复辟而苦心策划的“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1。 人们在提及“二十一条”时,往往更强调袁世凯复辟一事,对更加凶险的日本侵华图谋却重视不够。实际上,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日本当局侵华的一个棋子。2。 黄:在日本的侵华布局中,这样的棋子远不止一个。可见日人谋我亡我之心由来已久。】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1)
巴黎和约·军阀混战
  ——侵占山东图谋受挫  日本促使中国陷入内战
  袁世凯突然死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宣布恢复《临时约法》,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南方随即撤销军务院,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中国南北未经战乱而重新“统一”。
  但是,南北中国的这一次“和平统一”,并未能给中国政治带来长久的安宁。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宪法法权的斗争,随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间,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派系之间展开。
  由于国民厌倦了党争,梁启超甚至提出了“不党主义”的主张,取消进步党党名,改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支持段祺瑞。支持冯国璋的党派,也纷纷改称“政学会”、“商榷会”、“益友社等”。
  1916年8月,国会恢复会议。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主张中央集权的北洋代表和主张地方分权的国民党代表、南方代表斗争激烈。在12月8日的国会辩论时,围绕省长由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各方激烈争论,会场上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
  但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恢复国会和宪政后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端。作为填补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政权力真空,在北洋军中职位最高的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和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两人,很快分别成为北洋军中直隶派和皖系领袖,而新任总统黎元洪则缺乏军事实力。在新的中央政府中掌握军事大权的段祺瑞,沿袭袁世凯的军阀习气,恃权专横,引起黎、段不满,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力之争逐渐升级。【1。 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随即一分为二。2。 黎元洪其实是一个既没有革命功劳,也没有治国才能和军事实力的光杆司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前以其为副总统,促使投机军阀纷纷登场,最终断送辛亥革命!黎元洪窃权,其实是袁世凯窃国的前奏。没有黎元洪窃权,甚至可能不会酿成袁世凯窃国。】
  1917年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在交战双方不断渔利后进一步倒向协约国一边的美国商船,美国拉拢北京政府随之一起加入对德国参战,得到黎元洪的赞同。
  日本深知,中国一旦和美国一起对德国参战,日本侵占山东的计划将变得很麻烦,便随即对北京政府展开拉拢攻势。也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为名,大力扶持段祺瑞扩大皖系势力。对段祺瑞很有诱惑力的是,日方提供的贷款,并不限于必须用于参战的“优越”的贷款条件。
  为遏制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美国转而和英国一同促使黎、冯暂缓参战,冯国璋通电支持。【1。 二战时的日美英矛盾和冲突这时已见端倪。2。 日美争夺贷款,争夺对###的控制权和操纵力(影响力、影响方向),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国际侵华战争。】
  5月,国会审议参战提案时,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遭到议员们的强烈抗议,提案遭到搁置。
  段祺瑞随即组织以皖系军阀为主的“督军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并在参战提案上签字。黎元洪和国会议员却在美英和直系的支持下否决了议案,并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在日本的策动下,段祺瑞指使皖系军官与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起通电独立,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以段为首的“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扬言进攻北京,武力倒黎。
  面对段祺瑞的武力威胁,黎元洪请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率兵进京抵御。张勋曾经作过江南提督,是一个念念不忘满清王朝、一心想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他要求所部官兵坚持保留满清特有的、标志性的长辫子,并自称“辫帅”。此外,张勋与日本扶植的“宗社党”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可谓一家。
  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3000“辫子军”北上抵达津京后,在康有为的辅助下,反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又赶走黎元洪本人,于7月1日拥戴年仅12岁的溥仪恢复帝位,自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德院副院长,恢复纪元为“宣统九年”。一时间,清朝的遗老旧臣,纷纷从戏院、当铺抢购满清朝服,粉墨登场。
  张勋复辟引起全国愤怒和强烈声讨,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同军阀和复辟势力斗争到底。日本借款100万扶植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和汤化龙为参赞,誓师马厂,攻入北京。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历时12天的复辟宣告结束。段祺瑞则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身份恢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权。黎元洪由于引狼入室处境狼狈,被迫引咎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1。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没有当成总统和大元帅,北洋军阀的头号人物袁世凯也夭折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悲剧愈演愈惨。2。 张勋和宗社党,是继骗死袁世凯之后,又一个被日本扶植然后又赶下台的军阀势力。3。 日本之所以优先扶植段祺瑞,而不是满蒙势力,是为了最终侵占满人的发祥地,不愿满人的势力真正壮大,因而只是更短暂的利用。直到日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出兵吞并了东三省,才扶植溥仪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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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2)
“菊分根”
  重掌北京政府军权的段祺瑞,随即续行与日本协议,于8月14日宣布对德国宣战。
  日本由政客西原龟三出面,采用“菊分根”政策,像菊花分根一样,以名目繁多的分散贷款,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各式各样的借款合同。这些借款名目包括:中央借款、地方借款、参战借款、善后借款、铁路借款等等。从1917年到1918年,种种“西原借款”金额合计高达5亿日元。这个数字超过清朝时期和袁世凯时期###向日本借款总和的3倍。各种名目的借款,主要被段祺瑞政府用于购买军火、扩张兵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而日本则通过这些贷款窃取了大量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好处”——不仅使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侵略特权的要求,还以借款抵押名义进一步攫取了在东北地区修筑铁路、砍伐森林、采矿的权利;派遣军官为北京政府训练“参战军”;又通过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获得日本在中国驻兵和自由进入中国东北、蒙古的特权。日本实际上几乎全面控制了中国的中央财政、税收、银行、电讯、警察和军队。
  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炫耀说:日本从这些巨额投资中所得到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1。 段祺瑞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一样,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并且,这些小人得志的北洋军阀一代不如一代。这些卖国协定与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关系日趋密切。2。 可悲的是,虽然国人对日本通过段祺瑞政府实施的“菊分根”政策有所抗议,但总体上十分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大量国家权益被轻易窃取。】
  与此同时,段祺瑞还为加强独裁,借口张勋复辟导致民国传统中断,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以梁启超“研究系”和各省督军指派代表组建新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约法,组建新内阁。【自武昌起义之后,多次为个人的议员名位背弃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会议员们,这时终于遭到被集体抛弃的报应。】
  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迈向独裁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再度成为革命斗争的领袖和主导力量。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暂行自主”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广西督军陆荣廷支持下,号召为捍卫《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进行“护法运动”。
  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南下广州,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响应护法号召。绝大部分“商榷系”和“政学系”老国会议员也纷纷闻讯南下。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议员。由于因受到段祺瑞政府胁迫等原因,响应号召前往参会的国会议员虽有150多人,但仍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被命名为“非常国会”。“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陆为元帅,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抗衡。10月上旬,孙中山签发讨段令,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捍卫国会,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段祺瑞政府也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口号。于是,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开战之后,南北两方的前线军阀都为了保存派系实力,不愿积极战争,双方各自出现内部矛盾,并导致内部分裂。
  在北方,段祺瑞于10月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桂系交战。冯国璋为避免自己的嫡系部队被消耗掉,提出“和平统一”口号。11月,一直消极抗战的直系军队进一步自动从湖南退兵,宣言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隶系督军,也联合通电,主张南北和谈。
  在南方,滇系和桂系军阀也不愿北伐,一起排斥坚决进行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唐、陆二人实际上一开始就拒不就任元帅职,进而于1918年1月在广州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分道扬镳。在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以总裁制代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和清廷遗老岑春煊等六人和孙中山一起组成“七总裁”。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
  5月26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并通电谴责军阀政客“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宣告夭折。孙中山转而发愤研究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埋头撰写《知难行易》和《建国方略》学说。【与康有为先研究理论后实践改良运动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际上是先进行革命,再回头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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