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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这次到杭州旧地重游，记得很详细，道出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联袂到了南昌。
南昌这个地方，陈布雷从未到过。大约是1919年3月，陈布雷为视察祖上在江西办的事业，曾经到过修水，回程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换乘南浔路火车到九江；原来想一游南昌，因同去的族中老人思归，卒未能成行。这一次到了南昌，第一个印象是满街都是横幅标语，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就是不提张静江一个字。张静江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是国民政府主席，按说职位要比蒋介石高。陈布雷想：大概蒋总司令确实劳苦功高，现在是北伐时期，军事高于政治吧！他想先去见一见张静江。
张静江这个人，陈布雷是熟悉的。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兄弟众多，排行第二，人称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也有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之一。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设有盐公堂和盐厂，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也有通运分公司，成为最早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静江幼年虽由家里延师攻读诗书，但一无成就。20岁左右，由其父做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嫌张无功名，示意张父为子捐官。张父遂以10万两银为儿子捐了一个“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张跛足，人称“张跷子”，传说是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致残。也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行走，由于生活放浪，治疗不慎，伤及坐骨神经，遂成瘫痪。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张当时是想乘机到法国花花世界去见识见识。在赴欧的轮船中碰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见张较年轻，官职不高，想说服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相告，并且宣传革命，告以推翻清廷之主张。张静江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专权的腐败情形，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有可能成功，觉得此时同孙联络，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且询问：“先生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中山说将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之用。张静江即表示“愿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亲笔写一信给在美国纽约的通运公司经理姚淑兰（张的妻舅），凭信一次照付。张静江还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也在这一条轮船上，务请注意，谨慎行事。”孙中山认为张忠诚可靠。后来孙中山就委托张负责筹划和掌握同盟会基金，给予财政部长名义。反袁失败后，张避居日本、法国。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粤，张回到上海。1920年张静江动用国民党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都在交易所做经纪人。陈布雷在上海办《商报》，与张静江有了接触。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通过中共介绍，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见，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那时张静江态度极为冷淡，并多次在人们面前以讥讽口吻肆意诬蔑说：“孙先生要联俄联共，我没有意见，但共产如其可以公妻，这我倒极为赞成。”1924年，孙中山在粤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张被中山先生提名为中委并列入主席团，张竟不出席，经中山先生反复工作，张仍当选为改组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危时，张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西山会议派”反对三大政策，张持观望态度，留在上海。不久，蒋介石在南方掌握了实权，将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召去。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张静江办的交易所里做过经纪，又与张是拜把兄弟。粤系将领许崇智是老大，张静江是老二，蒋介石是老三，戴季陶是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是张的力荐，后来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也经张在孙中山面前做过工作。张静江自恃“党国###”，蒋介石也正想要张做一块挡箭牌，张于是当上了中政会的主席。中政会是国民党的决策机构，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更动和任免，均须提经中政会通过决定。1926年7月开始北伐，张代理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在北伐誓师典礼的照片上，陈布雷看到过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身穿戎装和妻子陈洁如一起站在张的后面。北伐开始，张是坐了藤椅由四个人抬着跟着蒋介石北上的。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列强和军阀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北伐义师得到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向披靡，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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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见蒋（3）
张静江还是躺在藤椅上，虽然盖着一条毛毯，但仍旧可以看出他骨瘦如柴，全身只有70市斤重，简直像一个孩子。陈布雷和潘公展向张致了问候。当陈布雷说起“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时，张静江挥了一挥手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嘿嘿，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
陈布雷呆了一呆，便问：“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我……”
“老三到牯岭去了，明日当归。”张静江倚老卖老，说：“布雷呀，你要好好给老三当当参谋喽！老三这个人呀，当年在上海向我领津贴和活动费，我是知道的，确实需要有一个秀才参赞和帮忙。”
第二天，陈布雷和潘公展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陈布雷又说：“请示蒋先生当前局势及现阶段革命方略。”
蒋介石看了潘公展一眼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天津……”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约陈布雷谈话，这一次蒋介石说：“希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陈布雷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
蒋介石一一解答。陈布雷边听边记，最后说：“容我等考虑一下。”
蒋介石笑笑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又过了两天，陈布雷和潘公展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陈果夫说：“陈、潘两同志可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潘公展在南昌住了十多天后先回上海，陈布雷被蒋介石挽留未走。蒋介石嘱陈布雷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参赞机务。
1926年6月5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陈布雷遂搬进了西花厅。他的前室是张群所住，张群当时是总参议；对门是黄郛所住。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躺在藤椅上说：“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
“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陈布雷自述经过为：
“阴历岁除抵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牯岭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陈。又二日，蒋公再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等以党的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提出请教，蒋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公展居赣旬余先归。余以蒋公意暂留，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而对门则黄膺白先生之室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见，党政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蒋公询余此后志愿？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蒋公韪之。三月，自南昌动身赴汉口，住旬日即起程回沪，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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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陈布雷回乡小住（1）
陈布雷辞别蒋介石，西游汉口。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办《天铎报》，一听到武昌起义，就挥笔写了《谈鄂》10篇，可是武汉却没有到过。这次他在汉口住了10天，待回到上海时，上海已为北伐军克复，孙传芳逃走了，傅筱庵也逃走了。《时事新报》与《商报》得知陈布雷回沪，都来请他当主笔。但陈布雷深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又相当复杂，便都辞谢了。4月，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请他到浙省府去担任秘书长，陈布雷去了，住在西湖小莲庄。可是陈布雷对公务事不感兴趣。这时，蒋介石叫陈布雷到南京中央党部去担任书记长。5月下旬，陈布雷辞浙省府秘书长职到了南京。陈布雷对新职仍旧感到十分苦恼：首先是对党务不熟悉，对自己“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第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这一时期，他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
南昌分别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第一次见面。陈布雷说：“蒋先生辛苦了！听说总司令这一路，由南昌、九江直下安庆，3月24日克复南京，底定长江中下游。”
蒋介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