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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日记：“……昨晚虽睡定八小时，但连夜多恶梦，心思烦乱不宁，今晨虽强起，精神疲倦已极，闻电话声及户外电铃声，辄觉心跳不已，晌午又觉体中发冷，手颤脑晕，心思极度烦躁，午饭时勉强到餐室对食欲呕，急上楼休息，念近日中枢改组之际，人事必极纷繁，散乱如此，勉强留京，必致疲于应付，而心病势必加剧，与其公私两误，不如暂时请假，遂决意向蒋先生陈明实情，请假一月，四时作函一缄，命学素至军校，托汪秘书（按：汪日章）转呈，六时卅分，学素偕汪秘书来，得蒋先生覆函，准假一个月，汪秘书言，蒋先生接阅余函，叹喟不已云……”12月14日，陈布雷想动身去上海转杭州休养，他在日记中还是叹息：“……偌大首都除力公（按：邵力子）及佛兄（按：周佛海）外，竟无真切知余者，处世之拙如此，自思可慨甚矣，回首都门，惘之无尽，此行情绪与二十年冬离京时又不相同矣……”12月17日在上海日记中记：“返沪休养已三日，每睡必梦，自知此种症候，完全由于忧思太过之故，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予之所患即在此心太不空闲，无事时忧有事，有事时虑其事之恶化或扩大，甚至某事略有朕兆，而予已觉其事必演成不可收拾之景象，大哥昔日评余所患为‘怯病’，年末虽勉自克制而痼已深，终不克完全解除，读书数十年，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2）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他在1月21日日记又发作起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的人，来感此痛苦呢？烦闷之至！无味之至！”1月23日日记中记：“……以见我近日太疲顿也，蒋夫人来谈，对予多激勉语……”1月29日日记中记有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事：“……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余愧为慈溪人而到慈溪北乡尚是生平第一次也……”2月3日日记记：“……西安昨发生兵变……王以哲被害……”这时已奉命写《西安半日记》至杭州，2月10日日记记：“……以今日为旧历除夕，外人商店放假多来杭游览也，乃决定移寓于新新旅馆……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至夜九时仅成三页……余亦倦于执笔遂中辍……”2月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