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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也记下了对各方面人物的行踪和看法，如6月18日日记中有“……今日病实未愈，头痛欲裂，郁闷异常……萧化之偕郭沫若君来访，强起而酬对，郭君丰采仍如卅余，询之知四十七岁矣，十载沧桑，不胜慨息……”7月2日为了“告日本国民书”，又致沫若一函。10月13日日记中记：“……往政治部第三厅访郭沫若、胡愈之两君……六时卅分到官邸座谈，到骝、鸾、博、沫若、芃生、愈之诸人……”对于中共代表也有记载，7月18日日记中有：“……与林伯渠及周君（注：应是周恩来同志）同见委员长……”12月11日日记中记：“……四时至官邸，偕立夫、淮南（注：即张冲）入见，谈对于中共决议之对策，四时卅分，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四人来谈，委员长以革命大义相勉，谓###如认清环境，为国家利益及远大处打算，应取消组织，加入本党，秦等表示不可能……”在九一八7年纪念时，陈布雷在日记中记有：“七时卅分起，今晨天气转凉快，秋雨霏霏，令人起愁郁之感，追念七年以前之国难，弥觉余痛在心……遍取今日之报纸读之，冯焕章、陈辞修各有极好之纪念文字，不知为谁之手笔……季鸾来访谈战局极焦急，胡政之君谓季鸾忧国之心高于常人，诚哉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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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抗战中陈布雷爱国之心未息（2）
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对每月工作都有一个简单总结，谓之回溯，如《十月份之回溯》中写“本月共卅一天，参加会议及会谈五次，拟重要电稿八件，撰双十节告国民书，为日寇侵略粤告粤军民书及海外侨胞书……及委员长重申抗战决策告国民书，审阅外交报告及宣传要点等五件，财政金融之报告二件，选辑讲词并审订目次各一件，代中央党部修改书稿二件，代蒋夫人拟电稿二件，见客六十二人，访友十五次，……自十五日以后，粤海告警，敌势益张，忧愤百端，莫可名状，卒于二十四日转移阵地，放弃武汉，自兹抗战转入更艰难阶段，个人生活及工作亦将与以前十六阅月迥不同矣，孱躯薄植，居于最高当局近侍之地，而毫无靖献，以分忧劳，往往中夜警醒，不知何以自处也，二十三日王家洲遇敌机扫射，幸免于害，实属危城一发，留此微躯，俨同再世，倘复不知奋勉，其将何以为之乎。”
陈布雷在日记中也常常透露思念家乡及亲人，如4月5日日记中记：“……今日为旧历清明，念家人星散，庐墓无人祭扫，悲感万端，何日扫靖敌氛，俾得摆脱职务，归而展谒乎……”8月5日日记中连“午睡一小时余，梦在官桥老家与亲戚共话”也记下。11月24日日记中记：“……昨夜梦在慈溪与君木师谈话，连日念家乡甚矣……”12月23日，陈布雷已到重庆与家人团聚，所以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特别亲切记载：“……至公园路，旦文姨及明儿福芷出迎，余巡视舍内外一周，觉甚明洁，位置适宜，左对嘉陵江，开窗眺望，风景如画，可以怡情悦性，旋怜儿、乐儿先后自学归，欢跃迎迓，时已日暮，诵陶诗‘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之句，真有行旅归来之感矣……”
抗战声中，陈布雷一颗爱国之心，怦然跃动，在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记中流露无遗，“七时卅分今日为抗战周年纪念日，武汉均设献金台……嘱望（翁祖望）代为献金一百圆，今日茹素一天，然此不过形式上纪念而已，将士同胞牺牲之惨痛，非任何仪式表示所能追赎也……”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战中，陈布雷是爱国的。
夜探汪精卫（1）
1938年12月7日。
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陈布雷跟着蒋介石在那里巡视。蒋介石对陈布雷说：
汪精卫“布雷先生，庸之（孔祥熙）刚才派人送信来，他的秘书乔辅三有消息，说汪先生正与日本人有勾搭。我们要立即飞回重庆去。你是不是先到汪先生那里去探听一下？”
于是，陈布雷由桂林飞往重庆。那一天，天气恶劣，能见度极低。蒋介石见状，临时决定缓飞，陈布雷则乘机先飞了。飞机性能较差，在空中东摇西摆，飞到山城上空，找不到着陆的目标，几乎迷失了方向，最后降在涪陵，下机询明航线后再度起飞，一直到傍晚才到重庆，降落在珊瑚坝机场。已在机场翘首等待了半天的夫人王允默，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抓住久别的丈夫，眼泪夺眶而出。
陈布雷也顾不得和夫人细谈，当晚9时便驱车前去拜访汪精卫。一路上，从七七事变起的情景又在陈布雷的脑子里浮现……
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陈布雷代蒋介石拟了一份以《最后关头》为题的讲话稿，这是陈布雷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平生得意之作。
陈布雷写这篇文稿时，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民族英雄形象在他的脑子中几次出现；《正气歌》、《满江红》的词句在耳边不断萦回……这篇文稿成为蒋介石抗日的一块金字招牌。但是蒋介石心中却仍旧不敢与日本彻底决裂。
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是被迫的，心里却依旧盘算着与日本议和。不过，这些暗中的盘算，陈布雷是不知悉的，他以为领袖一心抗日。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又为蒋介石写下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还我河山，御侮抗敌，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使精神萎顿的陈布雷异常振奋。历史上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英雄、士大夫形象，激励着这个瘦弱的温文的书生，他的心境从未有过这样的高兴，虚弱之体也增添了生气。
1938年在武汉，他又为蒋介石写出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与张子缨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被称为抗战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联璧”。这3篇文章都是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蒋介石被目为抗战领袖，只要他能领导抗战，老百姓当然拥护，共产党人也是拥护的。
八路军、新四军北上东进，深入敌后。可是正面战场却十分不利，徐州失守，开封失守，郑州危急。蒋介石慌了，竟然下令炸开花园口。陈布雷听到了黄河决堤的报告，滔滔黄水，一泻千里，豫东、皖北顿成泽国，灾民流离失所，却没能阻止日军前进，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接着是武汉失守，从南京逃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只好又逃到了重庆。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党国要人大弹“抗日必亡”的低调，与日本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蒋介石也派了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密谈。蒋介石迫切需要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
汪精卫保养得很好，神采飞扬，满面红光；与干瘪黄瘦的陈布雷一对照实在太明显了。
“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汪精卫很客气。
“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陈布雷其实是不宜作探子一样角色的。
“嗯，战局？这个战局？”汪精卫老奸巨猾，模棱两可回答，“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他既不唱高调，也不唱低调。
陈布雷吸了一口烟，又问：“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作何评论？”
周佛海陈布雷单刀直入，可是汪精卫哈哈一笑，目光游移不定地瞟了陈布雷一眼，说：“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作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秘书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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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探汪精卫（2）
“这个，”陈布雷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么，可谓一如既往……”
8日，蒋介石飞回重庆，陈布雷向蒋汇报了夜探经过，蒋介石9日又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约往重庆黄山别墅山顶客厅开会。蒋介石目光炯炯，盯着汪精卫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请问汪先生如何看法？这话是他与陈布雷商议之后的再一次公开试探与表态。
汪精卫用那一双金鱼眼睛盯着蒋介石，不阴不阳地说：“敌国之困难在于结束战争，而我国之困难在于如何支持战争。”
蒋介石看了一眼陈布雷，陈布雷也看了一眼蒋介石，彼此心照不宣。汪精卫是老狐狸，还是不肯公然摊牌。
不料，十多天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突然跑到越南的河内，公开发表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宣布投降日本。这一消息传出，举国上下，莫不同声斥责，陈布雷当然是气愤极了。
国府主席林森，从来没有发过火，这一次也大拍桌子，大骂汪精卫：“你汪精卫要当汉奸，为什么还要糟蹋我呢！真是既可耻又可笑。”原来是汪精卫又要做婊子，又要拉人落水。他在日本的卵翼下，要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但羞羞答答说主席仍是林森，他只是代理而已。这，对颇讲民族气节的林森无疑是一个侮辱，他当然忍受不了。
林森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汪精卫公开投日，你要写一篇驳斥日本近卫的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写这篇文章，陈布雷当然乐于接受。他回到美专街办公室，激动得不能自已，燃起了一枝三五牌香烟，先深深吸了几口，把稿纸舒展开来，眼睛一亮，文思泉涌：
……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
陈布雷写完后，又朗诵了一遍，此时，东方已露晨曦。他又拿出笔记本，写道：
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为余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
这篇题为《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的讲词，比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