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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敛、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姐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遗书的公开发表（2）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多多尽力。
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券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布雷先生书生从政，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畀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常局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请假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然欣然允诺。不料先生还没有到60岁，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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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陈布雷对部下从来没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这在国民党阵营的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最为典型的要数他与随身副官陶永标的关系了。
陶永标，山东人，从陈布雷组建侍从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经常跟随他出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布雷对他待之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陈布雷自杀后，陶被安排在报馆工作，后来转入文具公司，退休后居住在上海。
陶永标有一回忆，述及陈布雷的为人，概括起来是10个字，这就是“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陶永标说：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是瞧不起的。潘公展与布雷先生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知道潘加入CC，即日渐与其疏远。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对于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搞坏了。布雷先生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一般私人很少接触和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知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
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陶永标也回忆到陈布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陶说陈布雷与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张治中比较接近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布雷还是青年记者，对于老当然很尊重。陈布雷同邵力子、张治中关系尤其投契，亲如家人。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有一次到南京湖南路寓邸来看望先生，问及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们回答：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惦念他，特来看看问问。张治中先生叹口气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对于CC二陈，陈布雷对蒋介石，对朋友都表明，不参与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和战后，与二陈更渐渐疏远。在重庆时，陈果夫常派侍从室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布雷办公室走动，陈布雷关照我们，不要接待，不要任意谈处理的公事。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布雷先生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我们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1）
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2000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
“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
“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壁江山。”
锦州战役，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失利，气得吐了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也谈了话。有一天深夜，陈布雷到蒋处谈话，蒋介石还送他出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战局虽然不利，我们虽然被打败，也不会被消灭，你太悲观了。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陈布雷坐在车中，脸色从未有过的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几天抑郁不欢。
陶永标还在文章中回忆道：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完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由于布雷先生长期失眠，所以他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他的安眠药由我负责看管，每到夜里11点钟，我便取出两片，倒好一杯开水，放在他的案头上，看着他吞服后我方退出。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这天深夜，他已服了安眠药，两眼通红，还是不能入睡，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一口吞下，朝床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我也注意到他这些天心情特别不宁，便打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工作，闻讯后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诉他在上海的太太王允默，王也频频来信开导，然而，大家仅仅为他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竟会自杀。
布雷先生最后几天也流露出一些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有觉察到他要自杀。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他和下级是经常同桌吃饭的，但我考虑到他牙齿不好，吃饭须细嚼缓咽，而我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解决问题，二人一起用膳怕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