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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恶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去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是：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牧师，教父，还是上帝？……
……
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我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低头不语。最后我说，你有信心戒掉毒瘾吗？她突然抬起头来，我看见那双大眼睛被泪水溢满了，接着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少女说，不，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法呀。你不知道，那个魔鬼……钻进心里啦。她放声大哭：我完啦，没有人救得了我呀！
花季少女的悲声萦绕在空气中。据介绍，这座戒毒所，未成年人占了一半以上，我的心中像压了一座大山。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棵被毒品蛀空的大树，我们的后代会像枯树那样垮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登记在册的毒品受害者已达××万人（另一说为×××万人）。
在边境，一间边防武警办公室里，我见到缉毒英雄某队长。因为工作保密的关系，我必须隐去他的姓名。这是个话语不多的年轻军人，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目光尖锐。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从前已见诸报端的各种缉毒事迹。
采访结束时，我问，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军人回答：是被动。毒贩到处贩毒，防不胜防，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我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毒源，毒贩在那边从容生产毒品，我们却隔着国境鞭长莫及。
我说，你是不是说，应该主动进攻？
他沉默不语。
最后我说，你能告诉我，作为缉毒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站起身来，毅然决然回答：如果上级批准，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彻底消灭金三角毒巢，铲除祸害世界人民的毒瘤。
我看见军人眼睛里燃烧着正义和责任。
关于金三角的话题，有次我同台湾作家曾焰讨论：“以你的见解，为什么偏偏是金三角而不是别的地区变成罂粟王国？”
她回答：“我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相信上帝安排。”
我说：“为什么上帝偏偏把鸦片安排给金三角？”
她突然反问我：“你知道金三角之前，世界最大的罂粟王国在哪里吗？”
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明白，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日本汽车家用电器，符合市场规律，迎合国人消费心理，至此一发不可收，史称“烟祸”。
中国种植鸦片，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混战，政令废止，纲纪松弛，获利极丰的鸦片生产运动席卷中国西南、华南和西北十数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八千万亩，鸦片产量超过六万吨，为当时金三角鸦片产量的二千倍，为世界各国产量总和十倍以上，吸毒者近一亿之众。中国因此获得三个世界第一称号：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口最多。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第一次逼迫日本天皇签订的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堕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好像被敲断脊梁骨的狗。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甸克钦山区游荡，寻找伟大的共产党游击队，但是山区没有红旗，没有革命，山林起伏莽莽苍苍，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和开花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深山老林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之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一如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顿时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快乐地向往这种美丽的窒息。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在我面前，花海重重，万紫千红，鲜花澎湃怒放，将美丽生命热烈地绽放在春风里，辉映在阳光下。花海无边，从极远的天边一直铺落到我眼前，仿佛是一匹无与伦比的精美缎子。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淤集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地扑向花海，俯向鲜花大地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谁不为这个美丽得令人窒息的仙境而大哭大笑呢？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颠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