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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昆是昆明知青，在滇西下乡，那时候下乡知青很容易耀武扬威，偷鸡摸狗拔蒜苗，把对命运的绝望不满发泄在当地农民身上。焦昆不这样，他本分得像头绵羊，老乡都夸奖说没见过这么本分的男知青。只有焦昆自己心里清楚，他当然比不得别人，别人有张狂的资本，他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右派，还在劳改农场服刑。
有一天，一个人悄悄带信来，告诉他父亲去了金三角。这个消息很突然，父亲到金三角干什么？金三角那样大，他在哪里呢？焦昆傻眼了，就像面对茫茫大海，一时间不知所措。当然父亲的行动有他的理由，焦昆猜不出来，冥思苦想几天以后，他还是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惊人决定：偷越国境去寻父。
关山重重，山大林密，金三角地广人稀，加上语言不通，人地不熟，连线索也没有一个，他到哪里去找父亲呢？流浪一个多月，他很快在腊戌附近被缅甸警察抓住，先痛打一顿，然后关进拘留所。
拘留所是在一座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刚从明亮的地方进来，两眼一抹黑，就像掉进黑窟窿里，什么也看不见。焦昆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像掉进了大粪池，熏得他连忙捂住鼻子想：“妈呀，这是什么牢房，怎么这么臭？”
等眼睛适应黑暗，他才看清牢房很像闷罐车厢，地上挤着许多犯人。那些犯人都不出声，坐在草席上看他，眼睛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绿荧荧的光。焦昆倒吸一口冷气，幸好这时靠近屎尿桶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大声用汉语问他：“你是新来的知青吗？……这里有空位置，不过要忍耐些。”
于是他就同牢房里的知青认识了。招呼他的这人是昆明知青，叫秦大力，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知青余新华，另一个是北京知青郜连胜。他还得知，隔壁女牢里还关着两名女知青，一个是余新华尚未结婚的妻子周招娣，另一个也是昆明知青，叫姜小玲。
放风的时候，他见到隔壁的女知青，原来周招娣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因为阳光见得少，脸色苍白。姜小玲也没有什么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就顾自蹲在水槽跟前洗头发。大家都觉得很苦闷，很绝望，周招娣忧心忡忡地问余新华：“听说移民局要把偷渡的知青遣返回去，是吗？”
余新华安慰她说：“侬要多保重身体，管他遣不遣返。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京知青郜连胜头发直竖，怒发冲冠的样子。他是读过一本叫做《格瓦拉日记》的油印小册子，然后决心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料革命没有找到，却被关进牢房，他坚信革命信念决不因为坐牢久了，就像雨季的潮湿天气一样发了霉。他看一眼周招娣的大肚子，鄙夷地说：“嘁！你们这样乱搞男女关系，哪有一丝革命青年的气味？”
余新华脸涨红了，脖子充血，问题是他是上海知青，上海男知青个个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是不兴跟人动手打架的。倒是一旁的秦大力看不过去，站出来愤愤地说：“老郜你不能这样说话，都是知青，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要是思想崇高，到山上打仗去，干么跟别人过不去？”
郜连胜看他一眼，因为秦大力人高马大，动起手来会吃亏，就冷笑着走到一边去。焦昆觉得不解，说：“都什么时候了，身在异国他乡，还这么不团结？”
上海知青就乘机说了郜连胜许多坏话，什么自大狂、极左思潮、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听得焦、秦二人无话可说。放风结束，回到牢房里，几个人都气鼓鼓的不想说话。
开饭时候，牢卒给每人发一只芭蕉叶饭团，只有一二两大小。焦昆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觉得气味不对头，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馊的，吃不下去。他看见那个郜连胜一点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妻子，她怀孕了，行行好！”
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么还要往外跑？”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我妻子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子。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潮水一样爬上来。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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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己称姓卢，金三角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张开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