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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听说你的牙齿受过伤，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一定是焦昆讲的。老实说，泰国牙医技术不怎么样，我的假牙经常让我难受。”
我说：“你错怪焦昆了，我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知道的，一个女知青。”
他那边顿时没有了声音，一会儿才变得懒懒的腔调说：“是啊，她现在不错，真的不错。生意做大了，名气也大了，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不过我见了她，还是要说，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
老段同一位金三角女知青有过一段生死恋情，直爱得天崩地裂地分了手，所以两人心里一直都忘不了对方。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在那头忽然大叫，说是火炉上的牛肉炖慈姑烧糊了，我才赶紧挂断电话。老实说，老段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豪爽、乐观、真挚、有激｜情，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后来我们终于在清迈见了面。老段在一家华文报馆当编辑，中等个子，皮肤晒得很黑，一头粗硬的卷发，穿件当地人的短袖布衫，乍一看像个资深华侨。他的家在市区一幢普通公寓楼里，两间住房，居室狭窄，陈设也简单，属于低收入和政府解困的范畴。太太是当地人，不会说汉话，而老段的泰国话则跟太太的中文差不多。我觉得奇怪，问他们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不交流么？老段一笑，淡淡地说：“什么交流呀？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泰国名字叫差素提。是差素提跟她结婚，那个叫段学明的中国人么，还在一个人打独身。”
我心头一震，体会到其中难言的酸楚。我问他：“做编辑收入怎样？”
他摇头说：“这个国家，有两件事至高无上。一件是敬佛，另一件是做生意。我是华文编辑，报纸发行量有限，收入就少。太太做点小生意，这两年经济危机，生意难做，四个儿女都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
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后来他教我喝炒米茶，把世界闻名的泰国稻米炒得黑糊糊的，再放少许红糖，兑米酒，总之我觉得像一味中药汤。我说：“恕我冒昧，听说你在从前第五军知青中算混得不错的，因为你是段希文侄儿。你能给我讲讲知青的故事么？”
他看看我，爽快地答应道：“这样吧，就算听故事，有些事情我也是听来的，至于你要怎么写，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你提问好了。”
于是我们就彻夜长谈起来。身在宝藏的人，自己必然也是宝。我跟随他语言的指引，渐渐抵达历史深处。我不断提出问题，他则有问必答，我的采访本很快记满两本。后来我心情沉重地问他：“知青为什么要参与走私贩毒，他们不知道那是一种堕落和对人类的犯罪吗？他们最后的精神防线，也可以说是道德良心何在？”
老段回答：“这就是环境改造人呀！人能与社会抗争么？在国内，我们这代人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和知青，谁能例外？在金三角，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另一种命运，那就是生存，为生存不择手段。”
我反驳说：“难道我们这些曾经有过革命理想，受过文明教育的一代知青，就甘心堕落到出卖灵魂，人性死灭而不察的地步？从前的革命理想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都忘得干干净净，一笔勾消，一点作用也不起？他们搞窝里斗，互相残杀，并且心狠手毒，甚至比起贩毒集团也决不逊色，这究竟是为什么？”
老段长叹一声，我看见痛苦的眼泪从这个男人布满沧桑皱痕的脸上流下来。他说：“邓贤老弟，不瞒你说，我也常常这样扪心自问，有时半夜突然醒来，睡不着，就想起那些长眠地下的老知青，心里难过得不行。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后都有历史为我们作证。可是历史为我们作什么证呢？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文明教育么？证明我们的狂热、愚昧、野蛮和堕落是与生俱来的吗？我们灵魂已经下了地狱，因为我们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对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想想，这是我们的错么？但是我们自己就没有错么？……一想到过去那些可怕的岁月，我的心就缩紧了，我天天都要烧香，替那些已经进了地狱的老知青赎罪啊！”
我无声地流下眼泪，泪水模糊我的眼睛。人说男人的眼泪如金，如今两个男人泪如雨下，眼泪在洗涤一代人的灵魂污垢。
后来老段感慨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同人谈过这样多话，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痛苦。在家里，我跟太太孩子常常要靠比划手势来交谈。今天初次见面，我一下子讲了这么多话，讲出来我觉得很快活，谢谢你。”
我们互相拍拍对方肩膀，男人之间，信任才是金子。我问老段：“你回过老家吗？”
他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咧了咧，额头皱纹又连成一片。他说：“我想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有人替你付路费也不能回去。”
我不解，问为什么？他叹口气说：“……道理很简单，你们在外面混了几十年，有人混出模样，有头有脸地回去，那是展览人生，衣锦还乡，是考中状元，荣归故里，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你混得猪狗不如，一副落魄惨相，有什么脸面回去呢？还不如悄悄在你那狗窝里呆着。我常常怕想这件事，一想起就心疼，像刀子在割。不回去不肖，回去更不肖，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
我突然明白，在金三角，许多老知青至今没有回过故乡，没有见过日思夜想的亲人。不是关山阻隔，也不是意识形态和国界的作用，而是在他们心中，或者说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中，有许多障碍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后来我与老段遂成很好的朋友，常有书信往来。
许多年前，在我曾经考察过的美斯乐国民党残军总部，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树林深处，每年都要例行三、五军联席会议。随着与台湾关系疏远，两支兄弟队伍已经分道扬镖，就像两个分家的兄弟。这次李文焕带来一大摞过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各种传单和红头文件，这是情报人员在大陆边境搞来的珍贵情报。李文焕坐下来就说：“大陆闹‘文化大革命’，越闹越邪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了，那些元帅将军部长省长都挨斗争。到处打派仗，搞武斗，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学生下放农村。我真搞不懂，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江山坐腻了？……要是早十年这样闹一闹，我们的日子也不至于这样难过。”
段希文笑道：“要是依李军长所言，再提早十年国共战争也不用打了，他们自己在延安就搞垮了。”
李文焕感慨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那些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大元帅，远的不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在蒙自元江打败我们的那些共军将领，哪一个又有好下场？他们决然想不到，不是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搞垮自己。”
段希文问：“莫非李军长还想光复昆明？”
李文焕连忙摇头说：“台湾报纸说，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共产党不打自垮，光复大陆只是迟早的事。我看他们大概忘记了，共产党还有五百万正规军和一千二百万民兵。谢天谢地，我倒不想做这种美梦，我那点人马，还不够共军打牙祭……不过共产党内讧，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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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扯了一会儿闲话，话题都离不开大陆形势。虽然国民党残军流浪金三角，为生存而战，但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一举一动还是牵扯他们的神经。段希文暗自叹口气，他前妻和儿女都在昆明，隔绝二十年了，不知道她们处境怎么样？
会议中途，钱运周低声向段希文报告，有一个从云南边境来的下放学生，名字叫段学明，口口声声自称总指挥侄儿，一定要面见总指挥。
段希文在脑子里飞快地搜索一阵，印象中竟没有一个叫段学明的侄儿，可是他抗战前就离开家乡，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段姓在宜良是名门旺族，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儿。于是他小声吩咐：“带他来见我。”
这是个面容瘦削的青年，只有十八九岁样子，个子不高，背却有些驼，穿一件蓝布中山装，那双不安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和惊恐的光。青年听说面前这个矮个子男人就是总指挥，立刻很激动地抽噎起来，哑着嗓子连叫几声“大表叔”。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彼此的本家和家族关系理清楚，青年的父亲是段希文姑姑的外侄，也姓段，但不是本家，也算沾着亲戚。大陆兵败之后，这是第一次有亲戚千里迢迢闯过国境来投奔他，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激动。侄儿在昆明念中学，对宜良段家的事知之不多，这又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他说：“你好好地在昆明念书，到边疆来干什么？”
侄儿恭敬地回答：“毛主席发表指示，全国大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段希文疑惑地问：“不念书了？”
侄儿诉苦说：“不念了，当一辈子农民。都觉得没有前途，灰心得很，所以我才跑过来找您家。”
段希文突然心中一动，仿佛听到一个喜讯，心中闪亮起来。他吩咐副官带侄儿去休息，自己回去开会。将领都在等他做指示，但是总指挥没有例行公事，而是先讲了这个段姓侄儿下乡当知青，千里迢迢来投奔他的事情。
“……各位请不要误会，我决不是说，我们反共游击队要改变方针，去做光复云南的美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段希文表情很沉重，他谆谆告诫部下：“你们都看到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来的兄弟，现在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我们的第二代已经一二十岁。人都得成家，有子女，有接班人，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人迟早要死的，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子女也是中国人。你们知道，这几年没有打仗，三、五两军的家属，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十几万人，比军队人数多十几倍。我们这支孤军，已经变成金三角的汉人部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避免打仗的原因……我常常忧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闭眼，将来我们的后代不识汉字，不懂中国文化，久而久之，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岂不变成一群山里的摆夷？圣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学而优则仕’，如此下去我们将愧对皇天后土，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地下的孙总理英灵，哪怕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也会诅咒我们的。所以我想了很久，一定要办学堂，请有文化的人来做先生，保持中华民族血脉相传。”
李文焕说：“不瞒希公说，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只是苦于不得答案。现在我要问一句，上哪里去找这么多先生？”
段希文笑道：“李军长差矣。你昨天说过大陆学生下放，我还没有在意，今天我算弄清楚了，下放不就是给我们送先生来了吗？大陆不要，我们来要。这么多有文化的学生，我们要以礼相待，让他们做学堂先生，做医生、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