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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己的人,注定只能作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旦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番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旦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第一卷 第123章 洛阳之会(下)
宋辽联手?
这样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杨、范二人很快打住。
范纯仁对杨逸提到辽国已有亡国之象却很在意,一再的追问其中细节。
对此杨逸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在辽国的所见所闻一一道来。
“范相公,自耶律洪基继位以来,辽国内政不修,奸臣当道,先是皇叔耶律重元起兵谋逆,再到耶律乙辛诬告懿德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私通,引发十香词案,逼杀辽后萧观音,两年后连辽太子耶律俊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虽然耶律乙辛伏诛,但这每一件事情,诛连都十分广,使得辽国元气大伤,贤者尽去。
如今随着耶律洪基逐渐老迈,更加昏庸,任用的文武重臣多是碌碌之辈,内部争权夺利,倾轧不断,虽有皇弟耶律和鲁斡较为贤能,但经历耶律重元谋逆案后,辽主对耶律和鲁斡并不十分信任,只给了一个上京留守的职位,并不足以支撑辽国整体的败落。
晚辈这次使辽,对辽国方方面面都作了一次了解,辽国各道连年灾荒,致使物价腾贵,民不聊生,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南京幽州,斗米竟比我大宋东京贵三十文,市井之间流民涌动,卖儿卖女。
从晚辈与萧达林一战便可看出,如今的辽国军备不修,战力低下,早已不复当年之悍勇,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率领数万大军前去平叛,竟被阻卜部两三千人马击溃,耶律挞不也战殁于乱军之中,西部、北部群牧司、与各个驻守漠北的军司纷纷陷落。
现在的漠北草原,用烽烟四起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阻卜、排雅、仆里、同葛、虎骨、扑果等部纷纷起兵反辽,这些部族虽然还都很弱小,但鉴于辽军低下的战力,一旦不能及时扑灭,很快将呈星火燎原之势。
而这种情况下,契丹上层还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没有一人想要变法自强,目光还一味盯着我大宋,只望从我大宋多讹些好处。
这次辽国战败,加上内部局势不稳,被迫向我大宋低头,充分显露了辽国的虚弱,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预知的,辽国部族众多,这次南京道战败看似无关大局,但必定使得辽国各个部族更加离心离德,叛乱的势头必定会加剧。
归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晚辈认为辽国已现亡国之象。
范相公,事实上留给大宋的时间并不多了,一旦辽国倒下,我大宋面对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兴盛的强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若大宋再一味的守旧自满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番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旦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