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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蒙所说的点丹，是宋代一种习俗。
宋代会表演一丈丹青的女伎也不少，当然，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宋欣欣。所谓“一丈丹青”，是宋欣欣用脚画出一幅画来，这是“一丈青”，她若有意请客人留宿，便将这幅画呈送给个人，请客人在龙头或者龙睛上渲染颜色，这叫“点睛”，或者“点丹”。
直到客人完成点睛之举，这才是完整的“一丈丹青”，否则只能是“一丈青”。
宋欣欣略显羞涩，她嗔怪的瞪了侯蒙一眼，以攻代守：“侯大人去了北洋事务局，不知道最近又迷上了哪家的魁首？”
侯蒙长出了一口气，话题终于转回了北洋事务局，他语气轻松的说：“密州风物，哪比得上扬州、杭州……相公，这军械一事，还有什么说的？”
赵兴点头：“军械一事，我们已经商量完了：三百杆‘宣和式快枪’，我再没有其他，不过快炮数量不限，只要你采购炮船，船上必然安装七门快炮。”
帅范补充：“旧式步枪任你采购，数量不限。”
侯蒙沉思片刻，勉强点头：“唯有如此了！只是三百杆不够，我可不可以把小石将军单列出来，他或许有另外的门路，能从你这里搞到额外配给的快抢。”
帅范回答：“他自己也就搞到了五十杆，不过，小石这孩子也认为这就够了。快抢这玩意实在是一头吞金兽，一名士兵至少要打两千发子弹，才能训练出射击的感觉，铜子弹价值不菲，估计他也给弹药的开销闹怕了，所以只打算要五十杆。”
侯蒙立刻抛开了这个话题，专心致志的享用起鱼脍。
不一会儿，炙鳝鱼也端上了，这是依据宋代“分食制”端上来的菜，按礼节要先让赵兴评鉴。这种分食制下吃饭，很类似现代的日本料理：整整一条鳝鱼盛了三个盘子，盘子很大，菜很少，每只盘子中央放了一小撮鳝鱼段，旁边配了一点水果、香料做点缀。
鳝鱼端上来的时候，原本应该退下的梅三娘走上来致谢：“多谢侯大人夸奖，只是‘京城无脍’倒不值得忧虑，奴家恐怕的是天下无脍。”
侯蒙尚没有回答，帅范抢先插嘴：“怎么，萧峰那小子不许你开店？”
梅三娘于赵兴面前盈盈拜揖：“相公，大郎，奴家五代单传梅三娘的技艺，自奴家嫁人后，这‘梅三娘’的称号因奴家而绝，奴家因此愧对祖宗。还请太尉大人垂顾，劝一劝奴家的夫主。”
梅三娘的丈夫萧峰有赵兴家奴的身份，但梅三娘恳求赵兴却不跪下，这不是因为不尊重赵兴，而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站立的王朝”。
自唐迄宋，由于汉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引起礼节上的变化。一般是行揖礼，连带有叉手和唱喏。《事林广记》卷4有《叉手法》和《祗揖法》的礼节。
在宋代《夷坚支丁》卷5《李晋仁喏样》还记载了一个笑话，说李祐为县令，参拜磁州知州，“初上谒，鞠躬，厉声作揖。守惊顾，为之退却”，亦即叉手行礼时时唱喏声音太大，吓坏了上官。
被人提醒后，李祐“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敢）启齿”，知州又“大怒”。李祐也怒了，立刻用公文形式书面询问知州，具状说：“高来不可，低来不可，伏乞降到喏样一个，以凭遵禀施行。”——我行礼的时候你感觉到声音高了不成，低了也不成，那行，你给我唱一个喏做样板，我按照你的标准行事。
此举成为当时的一个官场笑话。
而《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折也记载，张珙见红娘，称“拜揖小娘子”，红娘唱“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说明当时宋人，连仆人主人之间也确实不用跪拜。
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见面礼又各不相同。《金史》卷35《礼志》说：“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但有的记载是跪右膝，蹲左膝，左右膝位正好相反。蒙古人最初是左膝下跪，后改为双膝跪拜。
至于跪礼后来又怎么成为“中华传统”，文天祥有记载，《文山先生全集》卷17记载他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文天祥是对元朝丞相说这话的，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这番话就是：宋人不跪。
按他老人家的意思，宋人即使见了皇帝，也没有下跪的习惯（至少很少跪拜），而描写宋人下跪的，那一定是明清穿越人士，他们误把明清习惯搬到了宋朝。
文天祥这一说法记录在《元史》中，说明蒙古人是认可文天祥这说法的——这一点，在元朝所写的反应宋人生活的戏剧中都有反映。这也证明，描写宋人下跪的，绝不可能是元代人士。
赵兴放下筷子，询问：“怎么？我前不久听帅督师说，你有意在杭州开店，以传承梅三娘的名声，怎么，萧峰那小子不允许？”
梅三娘再拜：“大郎说他现在好歹是官身，不许奴家抛头露面。奴家再三劝解，大郎依旧执拗，请相公做主——奴家当初的媒人可是相公，你不能不管啊。”
萧大萧二兄弟现在除了负责赵兴庄园的保卫工作，还挂上了杭州马军都头的官位，部下统领一百名骑兵，这就是萧峰嘴中所说的官身。
侯蒙有意无意煽风点火，他闲闲的说：“天下无脍——好大的罪名。”
赵兴笑了：“萧家兄弟眼屎大的官，也敢说官身？！你回去告诉他，我家几个妻妾尚且抛头露面打理家务，这就是大宋，让他少拿辽国那套来说事。要有一名宋官的觉悟。”
这下子，连弄鳝的女娘钱婉儿也跳出来感谢赵兴：“奴家姐妹一定把这话转告萧大萧二——他们不服，让他们来太尉这里讨打。”
等梅三娘退下，侯蒙闲闲的询问：“太尉，铁骑军要来了，你这可准备好了马匹，我密州现在战马颇多，要不要支援一二？”
赵兴接上刚才被打断的思绪，关切的询问：“北洋事务局如今收支情况如何？”
侯蒙摇了摇头：“远远比不上南洋事务局，如今北洋事务局只剩下日本贸易，而高丽才经过战乱，贸易收益上不去……算下来，我北洋事务局今年只有三百万贯的收益，除去上交朝廷的两百万贯，剩下的不足一百万贯。
一百万听起来很多，但这笔钱既要养活军队，还要应付各项开支，实在是捉襟见肘。好在刚刚结束的高丽战争，让我们有一点土地的收益，这些土地拍卖给了京东东路的财主，算是增加了一点收益，要不然，我们今年都要穷死了。”
赵兴马上又问：“辽国的贸易如何？……哦，帅监司刚从天津回来，也知道一些辽国的情况，说说？”
侯蒙现任北洋事务局度支郎中，在北洋事务局相当于万俟咏的角色，他叹了口气，回答：“辽国的贸易不好公开讲，毕竟那是走私。但他们连年灾荒，至今元气还没有恢复。
我又听说今年冬天格外寒冷，冻死牲畜无数……现在辽国穷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贸易的，连一些军马都倒卖给我们了，使马匹的价格跌得厉害——现在辽国的生意，赚不上钱啊。”
帅范紧接着补充：“据我在天津城的观察所得，辽国现在百姓过的很艰难，我们大量布匹的涌入已经使得辽国织娘无以为生，此外，茶叶、丝绸、盐业的输入，也让辽国也苦不堪言。大机器大作坊出产的东西，价格低廉到辽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最厉害的是冶铁业，我们不限量的向辽国输出农用铁器。辽国原本有铁矿业，但现在，铁矿主都嫌冶炼铁矿石都觉得成本高昂，只喜欢到天津城收购现成农具，回家直接冶炼成军械……
总之一句话，辽国的百姓，现在可谓是水深火热。可少数契丹贵族依旧靠畜牧维持奢华的生活，目前百姓与官员之间隔阂巨大，依我看，辽国已怠怠可危，只欠一颗火苗了。”
帅范说的是辽国，可侯蒙总感觉他说的是宋徽宗治下的大宋。
“农民，辽国的农民还没有破产，而我们这里，随着各州的公路畅通，加上水利设施被不惜代价的扔钱砸出一个旱涝保收的灌溉体系，使得现如今，我们的粮价也跌得惨”，赵兴若有所思的说。
帅范赶紧补充：“没错，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垦殖点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再加上从交趾、广州收获的双季稻……现在粮价跌得不像话。农民谁还种地呢？”
侯蒙叹息：“谷贱伤农啊……”
赵兴拿起了筷子，用筷子摆弄了一下鱼身，却没有心思吃鱼，他沉吟的说：“我准备今年动用应急资金，用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可官府也不可能平白添钱，必须让这笔钱滚动起来生息……不如我们卖给辽国吧。这利息从本国百姓手里挤出来，不如从辽国百姓那里赚来。”
帅范并没有被赵兴这项提议吓倒。按宋律，贩卖给辽国人粮食是犯禁的，赵兴以前也在竭力控制粮食流出量，但现在他却要全面开放粮禁。
帅范眯着眼睛点头，侯蒙眼前一亮，马上插嘴：“听说倭国那里粮食也大丰收……嗯，我北洋事务局闲钱不多，只能拿出来五艘战船，二十万贯，是不是让我方也参与这生意？”
赵兴慨然说：“你刚才说谷贱伤农，南洋事务局、北洋事务局联手用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这是悯农之举，是爱惜民力，是君子政治，所以，参与者自然多多益善。”
侯蒙试探的问：“朝廷的禁令……”
帅范摆手：“别管它！”
第三百七十四章 温柔地颠覆谋国
赵兴赶紧解释：“朝廷正在忙于改元，这样的事递上去，恐怕公文往来，一年也委决不下。可眼看明年又要播种，如果今年粮价太贱，农夫必然要破产、要穷困，不如我们今年要求农夫用粮食抵税，顺便把粮价定的高高的，让农夫用很少的粮食就可完税，另外，再派人高价收购农夫手中余粮，也算缓解‘崇宁’旧怨。”
现在还是崇宁年间，改元的事情要等到元旦。赵兴所说的“崇宁旧怨”，指的是宋徽宗与蔡京的胡作非为，导致京东西路民怨很大。
侯蒙知道赵兴的意思，他马上赞同：“没错，京东西路叛乱四起，盗匪林立，无数人弃家逃亡，聚集在道路两旁打家劫舍，我们此举，也算给百姓一条活路，让他们回家去，好在明年继续耕作——事急从权，我们就先办了吧，事后报备。”
侯蒙说到这，帅范好奇的问了：“我记得几年前苏三丈经过梁山泊的时候，那里还是风景胜地，怎么这一眨眼就成了盗匪窝？”
侯蒙恨恨的一跺脚，回答：“这都怪蔡京的西城括田所，他们将天下无主土地都定为官地，勒令百姓上交各种赋税。原本梁山泊贫瘠，官吏以为没什么出产，所以征税轻薄。自西域括扩田所成立后，规定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犯禁者以盗贼论处。当地农夫与渔夫交不起沉重的赋税，不得已铤而走险，抗租抗税。
那水泊芦苇丛生，本来没几个人家，官吏深入芦荡中治理，行政成本浩大，所以不愿耗费过多精力，但蔡京催逼的厉害，地方官吏为了上交赋税，不免手段激烈了一点，结果，附近受逼不过的百姓纷纷逃入梁山泊，原先的良民成为盗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