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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伙萨摩、肥后、平户三地的海盗在明朝嘉靖年为祸尤烈，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地数千里海疆同时告警，沿海百姓深受其害，也对这伙倭寇感到大为恐怖。史称这段时间为“嘉靖大倭寇时期”是为明军与倭寇争战最残酷最激烈的时期。
日本商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土大明采购货物，与大明沿海边民洽谈生意，进行交易，肯定需要一个“通事”做翻译。学过日本话的语言天才汪直便担当起这个角色，穿针引线。促成双方交易。这样许栋海商集团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汪直的威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三十岁那年，汪直赚到了他人生第一桶金。由那时候开始，他跃跃欲试想自立门户。并非所有日本海商集团都是进行抢劫的，其中也有一部分做正常贸易生意的人，汪直那时候正好跟这些做正常贸易生意的人打交道。那段时间，汪直也曾幻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合法海商，希望明朝政府给他一个正当的名份，让他名正言顺地开拓海上贸易。他曾经非常卖力地向明朝官府提供他所知的海贼活动情报，帮助明朝官府打击那些专事抢劫的真倭海贼。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双屿港不久便因为走私活动的猖獗和倭寇的侵扰，被明王朝视为“走私犯兼倭寇巢穴”，拔之而后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闽浙总督朱纨调集两省水师6000人、战船380艘进攻双屿，战火迅速弥漫了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居民死伤惨重，双屿岛被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
汪直侥幸逃出生天，这场灾难对他的唯一好处就是：因为许栋在混乱中不知去向，余党推举他做了新的首领。汪直带着惊魂未定的部下，重新挑选了舟山烈港为新的走私贸易基地。
自然界海上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盗的法则同样如此。汪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汪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汪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隆海舶矣。”黑道、白道通吃的汪直终于成为最大的那条鱼。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日本历史走向的大事，汪直恰逢其会。据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中的记载：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8月），有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南部的种子岛，岛上居民看到这些金发碧眼的南蛮很害怕，语言不通，也无法交流，所幸自称为“五峰”船主的汪直随同在船，替日本人与葡萄牙进行翻译传递，日本人就此向“南蛮”购买了新式武器火绳枪，这就是日本鼎鼎有名的“铁炮传来”事件。不经意间，汪直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中国是内陆国家，数千年的文明史，海上的冒险家一向如凤毛麟角。汪直这样成功的海上豪强只能怪自己生错了地方。同是16世纪，在地球的另一端，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给纵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杀人越货的众多海盗船长颁发爵士称号。而明朝的态度只有一句冰冷的祖宗家法：片板不许下海。在禁海派眼里，汪直的烈港基地无疑如骨鲠在喉。
第五十六章 一呼百应
大明朝撤掉市舶司，祸始于“宁波争贡事件”。
宁波是大明官方指定的日本朝贡唯一港口，争贡事件就发生在宁波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国内爆发了应仁之乱，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豪族对峙。日本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盘踞九州的大内氏夺去。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
大内氏夺取到唐僧肉一样的新勘合后，随即也派出三艘朝贡船，一行三百人由僧侣宗设谦道率领，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将军当时已徒具虚名，丝毫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新的也好，旧的也罢，有勘合就能对付。细川氏之所以这么有信心，因为他手下有个做生意老手：中国浙江人宋素卿。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也是僧侣）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一行迟了三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宋素卿原本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从而多次出使中国。正是这个熟谙国情的宋素卿，挑起了两批使团的嫌隙。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反过来刁难宗设。接着，按照惯例在嘉宾堂设宴招待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
宗设憋了半天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当场与瑞佐互相拍桌子大骂。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砸了嘉宾堂，并顺手抢了市舶司的东货库。接着，宗设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杀红了眼的宗设一行，再折回宁波时就沿途杀掠，又在市区大肆抢劫，夺船逃向大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宗设一伙劫为人质掳走。宁波争贡事件由是震动朝野。
宗设谦道一伙在逃回本国途中，一船因遇风漂至朝鲜海面，被朝鲜守卫军诛杀三十，生擒二十，缚献明朝。
案发之后，侥幸逃生的祸首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病死在狱中。嘉靖四年（1525年）琉球入贡使郑绳回国，明世宗朱厚熜令其转交日本国王一封信，要求逮捕肇事元凶宗设归案，送还指挥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由策彦周良率领，船四只、六百三十七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怏怏扬帆而去。至此，近百年的明朝与日本朝贡贸易完全结束了。
迫于海盗的骚扰，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如今又断了日本朝贡，双管齐下的结果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成了走私的天堂，进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骚扰。
大明朝未撤市舶司的时候，成千上徽商的依附市舶司与日本商团和西洋胡贾贸易往来。而朝廷撤除市舶司之后，无疑断了徽商一条财路。那些依赖徽商采购货物的城市小商小贩生活备受冲击。
大明朝廷把渔利天下的特权当作臭狗屎球扔在地上，那些做正当生意，安份守纪的徽商自然无可奈何，惟有自认倒霉的份儿。谁叫他们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摊上这样的昏君庸臣哩。关闭市舶司，断绝海外贸易。大明朝打着如意算盘是不让蛮夷人登陆上岸，招摇作怪。这样天朝淳厚的风俗教化就不会动摇，国家就益发长治久安。只是当政者施政不切实际，强制推行恶政，遗害苍生不浅。以致“北虏刚平，南倭又起”。天灾不断，人祸频繁。国家没几日安宁，人民何尝安居乐业？
海关虽闭，那倭商胡贾依然持币千方百计求购中土货物；大明那些茶农炒好的新茶依然要寻找卖主；绣娘们做好的女红依然要出脱换成盐油柴米。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岂是官府禁绝得了。于是便有几个不怕砍头坐牢的不法商人出来取代市舶司替小商小贩们牵线搭桥与倭商胡贾做交易，如此，那本来由市舶司掌管对外通商贸易的职责便转移到沿海地主豪强手中，汪直、徐海、陈东这些海商便当仁不让承担起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
汪直取代市舶司成为沟通倭商胡贾与大明小商小贩们交易的代理人时，无论是黑道杀人放火的土匪盗贼，还是在市集摆个地摊混口饭吃的小商贩，都唯汪直马首是瞻。汪直金口一开，比嘉靖皇帝的圣旨更有约束力。江南沿海城市中大部分的手工业者心里都明白，汪直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嘉靖皇帝恰恰是打碎他们饭碗的仇人。
汪直是真正贯彻那个时代的“三个代表”一、代表先进生产力（汪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先驱者和实践者）；二、代表先进文化（充满进取的航海家冒险精神，还有主张自由贸易的呼吁，则使五百年之后的现代人看来，仍然为之震撼，心折不已）；三、代表广大城市手工业者以及贫下中农的利益。
当然，汪直后期率领倭寇抢劫的行为，严重损害当时以官商为主的士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得罪了读书人。得罪读书人的人无论做多正确的事也没有好下场。王莽被骂作反贼；王安石被骂作奸臣；汪直理所当然也被这些读书人口诛笔伐，批抹成为“黑人”一个。
如果海禁派不是那么死硬地坚持立场，愿意作出妥协，汪直就不可能走上与明朝政府对抗的道路，汪直自始至终都对明王朝抱有幻想，这也是导致他后来最终陷进阴谋家胡宗宪诱降圈套并落得身死人手的主要原因。汪直是对明王朝极度失望下被逼使用暴力渲泄愤怒，这也是他生存空间被当政者无情剥夺后无可奈何采取的一种选择。
起初，倭寇远道而来，在异国他乡抢劫作战，由于对大明地理环境不熟识，斩获甚微，常常做着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蠢事。何处富家甚多？官府的漕粮漕银打从什么季节、途径上京？倭寇一无所知。尽管倭寇能征善战，但强悍的武功仍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依然是吃力不讨好，处处碰壁。但汪直成为倭寇龙头之后，就结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比喻汪直手下一个倭酋门多郎次郎听说杭州富商甚多，曾率领一支倭寇进攻余杭，但余杭城高墙厚，军民抵抗意志非常坚决。倭酋门多郎次郎领兵三番五次进攻余杭，除了损兵折将之外，毫无斩获。在倭酋门多郎次郎看来，余杭城固着金汤，无械可击。但在汪直向门多郎次郎附耳进献一计之后，杭州富商争相向门多郎次郎送钱来了，不费一兵一卒收获黄金万两。那末，汪直向门多郎次郎进献的妙计是什么呢？如此厉害犀利？原因汪直建议门多郎次郎挖掘杭州富商的祖坟，挟尸要价。古代中国是个特别讲究孝道伦理的社会，发生凶杀案时就是提刑官提出要验尸也会遇到尸亲们的阻挠。毁人坟墓，破坏人家祖坟风水历来认为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门多郎次郎挖出杭州富商先人的尸骨，挟尸要价。那些杭州富商当然吓得痛哭流涕，乖乖就范给倭寇送钱。
汪直加入倭寇阵营中就担当这种领航手角色，指导倭寇有的放矢地进行作战。以最小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润，就必须了解行情，那些事情该做，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