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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鲍德温的保证是庄严而明确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为了应付丘吉尔的警告和批评。因为直到1934年年底，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
对于麦克唐纳政府的裁军滥调，丘吉尔不断地在下院进行抨击。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说，德国纳粹势力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无休止的，如果满足了他们扩充陆军的要求，他们必将继而提出扩充海军。人们绝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的历史教训。1914年，德法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德国大使突然到法国外交部，宣布战争将马上开始。
丘吉尔提醒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在对历史以及现实情况深邃洞悉的基础上，丘吉尔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其一，在陆军方面，像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应该重新取得设计自由。其二，应该立即废止伦敦条约，因为它妨碍英国建造所需要的舰只，并阻止美国建造巨型战列舰；同时也因为伦敦条约国之一的日本已违反该条约，决定恢复造舰的自由。其三，在空军方面，应该建立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
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在发言中说：
“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丘吉尔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甚至比军事独裁还危险得多。因为那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者，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对外进行冒险，使全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193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提出了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的提案。但是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对这一杯水车薪的提案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工党的动议中说：“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发言中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
自由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拥护这个不信任动议。
自由党的提案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英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而丘吉尔这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却以政府辩护人的姿态发言敦促重整军备。他对反对派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提出不信任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和平主义的舆论专政“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会议上，丘吉尔代表几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提议在议会的答辩词中加上“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的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内容。丘吉尔在发言中断定，“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50％，到1937年年底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
鲍德温立即针对丘吉尔的发言进行反驳，他说：“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50％。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50％。”
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揭穿了鲍德温的谬误，而且消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访问了德国。在一次会见中，希特勒亲口告诉他们，德国的空军实力已与英国相等。英国政府于4月3日公布了这一情况。
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他主张英国和欧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形成“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鲍德温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他承认：“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他就人们对空军部备战不力的批评重申道：“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鲍德温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摆脱了被动局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为鲍德温的坦率发言所感动，“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但正如丘吉尔嘲讽的那样：“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C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用《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传……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丘吉尔于1935年6月7日也在下院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了说明。他说：“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丘吉尔认为，一旦发明了某种可以较容易打下来袭敌机的地面装置，就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的安全感，鼓舞士气，所以，“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考虑到这一提议是在以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四年多提出来的，就应该说，丘吉尔关于军事技术发展方面的预见是相当敏锐的。
1935年6月，鲍德温出任首相后，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取代伦敦德里任空军大臣，然后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委员会。丘吉尔要求保持自己对政府防务进行批评的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