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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向喀士穆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缽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后来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次战斗：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时起义者的首领马赫迪已死，人数众多的苏丹军队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领。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装备和战术水平都还停留在中世纪，因而终于败在大英帝国新式武装的镇压下。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缽僧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手段。
他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自己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仍然热爱打马球运动，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地为本团赢得了胜利。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全书23章中的18章。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
丘吉尔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他写道：
“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是极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也许这样做对英国的慈善家们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不用说，这些论述必然会引起英国官方的愤怒。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本来不愿与政治领袖们发生龃龉，后来此书再版时，他对上述批评及类似的言论作了大量的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①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
①金累克（Kinglake，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54年曾去克里米亚旅行，著有《克里米亚战争史》8卷。
《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丘吉尔传……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丘吉尔的独特经历练就了他对战争的特殊敏感。1899年9月，他预感到英国同南非的两个由荷兰布尔人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同《晨邮报》商定，他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丘吉尔动身前，受到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约见。然后他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乘坐的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了伦敦。此时的丘吉尔“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丘吉尔曾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前结束。但在开普敦上岸时，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英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战争肯定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丘吉尔决定尽快奔赴纳塔尔前线，他认为那里将发生最激烈的战斗。他换乘小汽船到德班上岸，然后到达埃斯特科特与英军会合。在这里，他遇上了早在印度就熟识的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并随同霍尔丹上尉指挥的一列装甲车去执行侦察任务。列车上有两个连建制的士兵和不少筑路民工，并装备有能发射9磅重炮弹的前膛舰载大炮。在前进的路上，由于瞭望哨的疏忽，列车被布尔人在铁路上设置的大块石头顶翻，有两节车皮脱轨堵住了去路，使机车和其他车皮不能通过。布尔人乘机发起了进攻。霍尔丹上尉立即指挥士兵在列车周围构筑临时阵地，对付布尔人的袭击。丘吉尔则主动担负起清除铁道障碍的指挥工作。他设法说服已经受伤正打算撤离岗位的火车司机，开动机车对堵塞线路的那节车皮来回冲撞。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坚持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将堵路的车皮完全移开，使得五六十名士兵和一些伤员得以随车撤离遭受伏击的地点。后来霍尔丹上尉在给上级的正式报告中说：丘吉尔“参加了救护机车的工作，他担负了主要的指挥职责，从而往往使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对他这种勇敢的行动，我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会过分。”
列车撤走后，霍尔丹上尉准备率领剩余的部下且战且退，但由于有两名英军士兵突然举起白旗，加上布尔人的劝诱，霍尔丹与大约50名官兵一起作了布尔人的俘虏。丘吉尔指挥列车撤离危险地带后，又一个人跳下车来，沿铁路线回来准备与霍尔丹一起战斗；此时也不得不加入俘虏队伍的行列。
开始时，丘吉尔以为自己是新闻记者，应该很快从俘虏营中被释放。但布尔人却认为，丘吉尔在使遭到伏击的列车以及半数人员得以逃脱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应被视为参加了战斗；此外，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布尔人不同意释放他，而是将他和其他俘虏一起押往比勒陀利亚，关在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里。一个布尔人军官对他说：“虽然你是随军记者，可我们不打算放掉你。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捉到贵族的儿子的。”
丘吉尔被囚禁的地方总共关押着60名英国军官，由40名南非警察负责看守。虽然有人昼夜值班，但警戒并不十分森严。丘吉尔据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越狱计划，即首先袭击警卫，夺取武器，占领这所师范学校；然后袭击比勒陀利亚的跑马场，释放囚禁在里边的2000名英国士兵，夺取步枪和机关枪，举行武装暴动；最后争取全歼城内的500名守军，占领南非的这座重要战略要塞。但由于俘虏中的高级军官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只好作罢。
丘吉尔心中十分不满，遂决定约少数要好的同伴越狱。但最终越狱成功者仅有丘吉尔一人。他后来回忆道：
“我被囚禁的国立师范学校在一个四方形的院中，东西两边围以铁栅墙，南北两边竖有10英尺高的铁板墙。这些围墙对于任何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算大障碍。但院内有持枪的卫兵把守，而且仅距我们的囚室50米远，这样就成了我们越狱不易克服的障碍。
“经过反复沉思，我们几个俘虏发现：当卫兵们沿着东边巡逻时，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不见在圆厕所附近几米长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