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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1/10，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400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像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刺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第16章 我爱你，中国（1）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得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炼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两位后来也没能泛起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埔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唯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