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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至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立刻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