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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