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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划算。
但是在喜峰口，鬼子脑袋捞到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再强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在刀口之下，竟然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刀客们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被斩杀500余人，“尸械遍野，血流漂杵”，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白台子是日军特种部队集中地，这里不仅有山炮，还有坦克战车，尽为29军所有。
坦克谁也不会开，但山炮有人会用。
赵登禹在出发时，特地带来一名营长，此君以前当过炮兵，当下便来了个现场教学，带着大家过了一把瘾。
一线战壕里的日军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窝给人端了，等到炮弹从天而降，才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
看到日军回扑，赵登禹开始了“打砸抢”。
白台子有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山炮、坦克还有汽车皆被破坏，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付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除了老炮兵，赵登禹还没忘记带上记者，以上壮观景象都用照相机摄下存照，带回与大家共赏。
“打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花再多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全部成为了战利品。
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29军的对手是服部第14混成旅团。这个旅团曾在东北与马占山交战，直到马占山退入苏联境内时，仍在后面穷追不舍，但一场喜峰口大捷，让它从此跌入谷底。
夜袭战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毫不客气地登出一则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丢脸尚在其次，实力的亏损才是最重要的。
日军师旅团大多配属有特种部队，比之于步兵，特种部队的威慑力更大，服部旅团也是如此。但随着白台子基地遭破坏，包括野炮、坦克在内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战斗力大打折扣。
喜峰口大捷的成功，让宋哲元找到了与日军对抗的窍门，那就是要扬长避短，他为此专门为29军制定了一个战术，即两打、两不打。
两打：夜里打，近战打。
两不打：白天不打，远距离不打。
自喜峰口大捷之后，29军的夜袭便成了“大宝天天见”，隔三差五地要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服部旅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日军官兵由此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不难理解，比如当你劫后余生，走进空荡荡的营房，看到满屋子无头鬼时，你能不怕？
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噩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住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服部旅团虽然还在喜峰口与29军对峙，但已难以占到任何上风。
据该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在日记中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前后方脱节，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继取得喜峰口大捷后，宋哲元又在罗文峪如法炮制，一举击退铃木第4旅团。
在喜峰口，他用了赵登禹，在罗文峪，他用了刘汝明，前者勇于进攻，后者长于防守，二人特长都得到了最大发挥，宋哲元在点将用兵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五虎上将”第一名。
经过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宋哲元则被呼为“大刀宋明轩”，他本人一跃成为“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报界将其与蔡廷锴并列，时称南蔡北宋。
直到很多年之后，29军的“八兄弟”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会激动不已，那是他们最团结也最成功的时光。
放眼望去，前景是那么美好，大地无边，任你驰骋，漫天飞舞着的，都是荣誉和赞歌。
老农民说：苦出头了。
第52章 华北危局（1）
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29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到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